精选新中国发展史演讲稿范文范本(4篇)
精选新中国发展史演讲稿范文范本一
那一年，我戴上了红领巾，成了首都的第一批少先队员。站在长安街边，摇动着五星红旗，欢呼游行车队隆隆驶过，庆祝新中国的第一个华诞。
那一年，是1949年，历史铭刻，大书特写的一年啊。北平变成了北京，地覆天翻，换了人间。从此，七岁的我，与共和国同行。从头开始，走过了学习成长，迅猛发展，风雨同舟，山河巨变的七十年。
曾记得，在教室里排着队，向抗美援朝的捐献箱，送上小学生的零钱。
曾记得，在六中的操场上，和中南海的卫士们，支炉点火，为超英赶美，为三面红旗，把钢铁冶炼。
曾记得，在大学生的队伍中，走过长安街，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摇旗呐喊。
难忘记，十月风暴，力挽狂澜。在百废待兴的历史关头，拿下四人帮，拨乱反正，摆正船头，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机缘。
难忘记，四十年的改开之路，翻越了一座座山峰，跋涉了一个个险滩。在新时代的光辉道路上，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人人有梦想，国家在发展。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强大祖国跃然在世界之巅。
__年，在五千年的中华文明里，只是短短的一瞬间，但是，共和国创造的奇功伟绩，已然跨越古今，永远牢记在人类奋斗的丹青铁卷。
__年，是人生的一大半，庆幸，我是时代浪潮中的一滴水，融入了大江大河，奔腾向前。经历了千山万壑，看过了浪花朵朵，奔向心中的梦想思念。
__年，共和国深化改革开放，走上了新的征程，进入了新的时代，站在了历史的新起点。那是共和国永远的四月天，那是无限美好的未来，璀璨的明天。
精选新中国发展史演讲稿范文范本二
透过近段时光阅读有关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让我深受教育、深受启发。党史记录着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过程；蕴涵着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一个个辉煌和奇迹的经验与智慧。中国共产党98年来的光辉历程，70载的执政实践，充分说明我们党与时俱进的优秀品质。经过党史学习，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了党，更加热爱党，更坚定跟党走的决心。下方谈谈自我的学习体会。
一、与时俱进的精神伴随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共和国。在建国以后，党领导各族人民继续前进，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威胁、颠覆、破坏和武装挑衅，维护了中国的独立和安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同志倡导下，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相结合，逐步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开创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构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九大的召开，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党的成长历程说明，没有与时俱进的精神，就不可能有党的发展壮大。
二、优秀的共产党员队伍是党完成各项使命的重要保证。党的历史，是党不断加强和改善自身建设，经受住各种风险和考验，不断提高领导水平的历史。在战争年代，当时党员的先进性主要表现为：始终站在革命斗争的第一线，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英勇奋斗。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员的先进性表现为：始终走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最前沿，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昂扬的斗志，率先垂范，用心进取，开拓创新。共产党员不怕牺牲、不为名利、无私奉献、勇挑重担的精神，在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各个岗位均发挥了先锋队作用，鼓舞了全中华民族的信心和斗志，为党圆满完成各时期的历史使命带给了坚强的保证。
三、理论联系实际是党取得胜利的理论基础。党的历史，是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军队第一枪，但是南昌起义、武汉起义相继失败，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却取得胜利，建立了红色根据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武装斗争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个性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把马列主义同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四、正确认识党所经历的挫折。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也是党能够经受挫折、战胜各种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和善于总结经验教训。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用“十个务必”总结了新中国成立32年来的历史经验。20_年，江泽民同志总结党80年的基本经验，就是务必始终坚持“三个代表”。20_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用“六个坚持”总结了党执政60年来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基本经验。党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挫折和失败也给人以启示。
1927年大革命失败，30年代革命根据地丢失、红军被迫进行长征，但遵义会议后及时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的领导地位，纠正了左倾路线的影响，实现了红军长征从被动到主动的历史性转变。“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我们党正确地认识和对待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转变。
五、从党史中感受的启迪。当前，我们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就务必高度重视政治理论学习，始终持续党员先进性，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高度重视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发现和吸收优秀青年，永葆党的活力。在本单位、本部门中，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将“管人、管事、管思想”有机结合，自觉发扬无私奉献的精神，在困难面前勇挑重担，在职责面前敢于担当，大力弘扬信任、契合、忠诚、向上的人文精神，打造优秀团队。
我们还应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学习党在复杂环境中的工作经验，研究新状况，解决新问题。在工作思路上，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工作方法上，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在工作方式上，注重政策和策略。在日常金融业务操作中，以科学发展为准绳，以依法合规为底线，以创新工作为措施，推进ｘｘ政策性金融事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更好为“ｘｘ”服务。
精选新中国发展史演讲稿范文范本三
ok3w_ads("s005"); [摘要]新中国60年的思想史是它的社会意识形态史。新中国建立以前的三大思潮――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西化的自由主义、重释传统文化的新儒学人文主义。它们的动态并存和相互作用一直变迁延续到现在。从建国初期短暂时间的三者并存。到1957年以后“虚假一元化”状态，再到1992年以后形成新的三者并存。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结构多元化的思想反映，也是社会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现实表现。由此。新中国思想史的主题就成为社会思想多元存在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思想一元主导的关系。如何正确认识这一关系，是当代中国思想界的严肃历史课题。
[关键词]新中国思想史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西化的自由主义新儒学人文主义
[中图分类号]b26；b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_)10―0029―09
研究“思想史”必先正名。侯外庐在为《中国思想通史》作序时说：“这部中国思想史是综合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在一起编著的”。若可把逻辑归入哲学，则思想史就是以哲学为基础的社会思想发展的历史。半个世纪之后，许纪霖在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时，于“序”中指出：“思想史与一般的知识史、学术史不同，它涉及的对象并非知识领域的一般或专业的知识，而是曾经或者能够对社会和时代发生重大影响的思潮、观念和公共意识，换言之，它也是一部社会意识形态的历史。”同时明确指出：“思想”就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总体中的种种思潮、观念，“思想史”则是总体性的“社会意识形态史”。照此定义，本文所论的“新中国思想史”，也就是中国自1949年到20_年60年中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历史。这部历史的中心问题是社会思想的多元存在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元主导的关系问题。本文的“概观”是对这一复杂思想史问题的概要论述。
一、新中国思想史上各种思潮的多元存在
历史唯物主义的质朴真理是，社会意识形态决定于社会经济基础，又在诸社会形态变迁中有其相对独立性。新中国的社会经济不可避免的多元性，决定着上层建筑之一的社会思想无从抹杀的多元性；同时，这种多元性又是1949年之前中国社会多元思想在新中国的继续。
(一)1919―1949年思想史上各种思潮的多元存在
对于建国之前的“三大思潮”，我国学术界最有代表性的提法是：1919―1949的中国，是“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三大流派争雄称奇的域内。但有学者对此表示了不同的看法。首先。对于所谓“激进主义”，有学者提出，这是加给马克思主义的恶名。同时，在“激进主义”的大罩下。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混为一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混为一谈，很不科学。我们认为。讨论旧中国的三大思潮，宜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其第一思潮。其次，对“自由主义”一说。亦有不同的看法。不少学者包括港台学者，把这一思潮称为“西化”思潮。杜维明这样说：“中国未来的希望乃在于马列、西化和传统儒家人文思潮三者健康的互动。”想将其称为“西化”思潮也不错。因为它比简单地说“自由主义”有更大的外延包容性。所以，可考虑称之为“西化的自由主义”。最后，对“保守主义”一说，同样需斟酌。若深入研究中国“现代新儒学”的思想，他们中的多数学者都不是复古派。他们要结合中国的现代化要求，参照西方哲学理论，重释孔孟儒学，从“内圣外王”中返本开新，引出科学、民主的现代人文思想。所以，可称之为重释传统文化的“新儒学人文主义”。就他们也在努力探索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而言，现代新儒学的思想，也可称为“儒学资本主义”思想。
(二)1949―1992年新中国思想史上多元思想的浮沉
从1949―1956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凯歌行进。被广大人民群众及知识界广泛学习，成为全社会主导性的思想潮流。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为了占领思想阵地，服务于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发动了对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批判。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之大起。西化自由主义和新儒学人文主义则被动地伏下。“伏”不是“灭”：西化自由主义思潮、新儒学人文主义思潮，沉入到一部分崇尚它们的知识分子的头脑之中。他们不可能因为被批判而诚服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先来看一看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心态。在这7年中，广大的原持有自由主义思想立场的学者们，都被卷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改造旧的思想、为新的事业――人民的事业服务的大潮中。其中的一部分确实在不同的程度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大部分并未放弃他们自由主义的思想。他们留下来的“检讨”文字，很难说一定是由衷的。正如有论者所描绘的，老知识分子在早年建立的对自由主义的“青年信仰”很难改变，“如果以‘青年信仰’为基本出发点，反思许多自由知识分子的突然转变，就会发现，这种转变是出于政治的高压和人身的威胁”。但也应该看到，当时不少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某种靠近新社会的转变，也不能完全用“政治高压”或“人身威胁”来解释，他们的“转变”虽未必出自思想深处，但也部分地发生于对新社会某种亲切的感受之中。再来说一下现代新儒家学者们的变化。建国以后，现代新儒家的“三圣”――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以及冯友兰、贺麟等人，都选择留在祖国大陆。他们在政治立场上转向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学术思想上逐步接受唯物主义与辩证法。但他们对原有的学术创造并未抛却。这从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他们重拾旧意可以看出。以冯友兰来说，他在早年创立了“新理学”的哲学体系；建国以后，扬弃“新理学”“理在事先”的唯心主义，树立了“理在事中”的唯物主义观点：改革开放以来，他又部分地回归“新理学”，同时仍坚持“理在事中”的唯物主义立场。
从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到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这段长达25年时间的历史我们应该怎么看，大有研究的必要。就自由主义而言，这段时间它几度活跃、又几次遭到批判并终于在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中浮起，获得了一定的话语权。第一次活跃发生在1957年春天到夏初。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中国政治呈现乍暖还寒的“早春岁月”，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利用共产党整风、听取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意见之机有过一个活跃期。经过一场“左”的风暴，无论西化自由主义还是儒学人文主义都失去了登台话语权。第二次活跃发生在1978―1989年。开始，自由主义思潮以“新启蒙”的形态出现，把1978年之前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完全当作“封建专制主义”来批判，从而获得自我认同和道德高地，借以论证“西化”的正当性。发展到1986―1988年，“新启蒙”的部分学者进入体制内，推动改革开放，而大部分人则打出自由主义旗帜，当体制外的批判家。这一思潮演变到1989年，酿成了当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
在这同一个时期，现代新儒学已在内地失去基地，其代表人物转到港澳台三地，开展了他们所主张的新儒学复兴运动。1958年元旦，这一学派的四位领军人物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联名发 表《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被学术界看作是他们反思以往、分析现实、展望未来的纲领性文献。这是这一时期新儒学发展中最重要的事件。在这部文献中，坚持“历史文化是圣贤豪杰精神之表现”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强调儒家的“心性之学”“是中国学术思想的核心”；指明中国文化中缺乏科学与民主论述的局限性，要从儒学的务实态度与人本精神中“开出”科学与民主的时代精神；强调在“正德”(道德修养)与“利用厚生”(实用技术)之间补充以理论科学的中介，在自觉成为“道德主体”的同时，兼求自觉地成为“认识主体”，借以发展科学与民主。这部文献的这些见解应当说是学术见解。但文献也具有政治性，它反对由中国共产党引领而走出的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此《宣言》于1958年1月在香港《民主评论》和台湾《再生》杂志同时发表)。在这一基本立场上，中国的自由主义与新儒学人文主义二者并无区别，都是要在否定了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之后，循资本主义之路而实现中国现代化。
(三)1992年以后，自由主义和现代新儒学浮起，逐步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多元化的格局
1992年以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形成和社会思想较为宽松的环境下，有了自由主义的“浮出水面”和新儒学在内地的某种“复兴”，从而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西化的自由主义、现代化的新儒学人文主义这三大思想潮流并存和相互作用的思想多元化格局。
对于自由主义的“浮出水面”，上海学者朱学勤发表了引人注目的文章《1998，自由主义的言说》(《南方周末》1998年12月25日)。该文介绍了自由主义在中国重新浮出水面的过程。朱学勤以非常简明的语言宣告了中国当代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与现实主张。自由主义究竟是什么?它首先是一种学理，然后是一种现实要求。它的历史观是试错演进理论(按：这是卡尔・波普尔的历史观。见诸于他的名著《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与各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相对而立(按：当然包括同历史唯物主义的相对而立)；它的变革观是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与激进主义的人为建构相对而立(按：这里的“激进主义”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章以这三个理论为基础，提出了中国的自由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路线，分别是“市场化、私有化”、“代议民主和宪政政治”、“个人价值本位”。之后，谢泳的著作《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欧阳哲生的著作《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胡伟希的著作《十字街头与塔：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研究》、徐友渔的论文《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都因研讨自由主义而名噪一时。
现代新儒学在当代中国的复兴，有两种基本的形态。一种是港澳台现代新儒学的“内输”。在这一内输中，出现照搬以致延伸其代表人物的政治观点的倾向。另一种是内地学者提出的关于儒学复兴的见解。他们不同于港澳台学者着力于进行儒学现代化的学术研究。在他们的研究成果中，有很不相同的见地。有的学者提出“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认为“必须全方位地复兴儒教，以应对西方文明的全方位的挑战”；有的学者从维护和发扬儒家思想出发，对“儒学”的当代价值作充分肯定，认为“内圣之学”可开发出民主政治的“外王之道”，“心性之学”可发展出现代认识论系统，“三纲五常”也有现代价值：有的学者则提出“从三个角度研究”儒学的学术见解，就是形成“政统的儒学”、“道统的儒学”和“学统的儒学”。前两者正负面俱全，后者正面价值较多。这些都是力图作出科学分析的努力。
由此可见，当代中国的三大思潮有其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复杂关系。它们是思想与文化格局中主要的三“元”。这三个主“元”，又各自伴随着许多次级的“元”或派生的“元”。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夹杂有诸如“民粹主义”的思想涌动，连带着出现所谓“新左派”的大量论著。“民粹主义”是片面强调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人民本位、社会公平、生产关系反作用等观念的结果。“人民本位”在正确诠释的意义上，包括对全体人民总体利益的肯定、对各阶层利益关系的正确处理和个人权利的尊重，以利于发挥他们的历史创造力。这两点诠释假如割裂开来，就会走向“民粹主义”。在西化诉求的自由主义思潮中，派生出“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观念。当苏联解体之后西方的社会民主党人扬弃“民主社会主义”而采用“社会民主主义”的时候，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意识到二者在基本价值的认定上，并没有原则的区别。民主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也是如此。“民主社会主义”在个人本位、私有化逻辑、西方民主这样几个基本点上，发端于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的一种衍生物。在现代化的儒学思潮中，也有各种支流性学派。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多元化状态的根源和条件
我们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多元化，称为“状态”，也可借用物理学的“状态空间”来描述。这是由历史造就的、不可避免的状态，也是对社会思想矛盾的正常展开有利的状态。
第一，自古以来历史所造就的。当代中国思想的多元性，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思想史的积淀。一是源于社会思想的相对独立性。中国古代诸子百家特别是儒家的思想一直流传至今，并且同新的现实结合而发展其学说，变化其形态。这是现代新儒学形成并传递的历史基础。二是源于社会思想的开放性。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传人中国，尤其是作为西方主流思想的自由主义更在“五四”运动以后连绵不绝。这是西化自由主义在中国存在并与世界各国实行交流的历史原因。在“左”的指导思想风行的时期，人们试图“灭”去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这是一种斩断历史、关闭空间的想法和做法。
第二，经济多元化所派生的。当代中国思想的多元性，不能仅仅用思想的相对独立性和纵向、横向的无遮拦传播来解释，还要依据经济基础决定政治和思想文化的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来说明。就西化的自由主义的现实基础来说。有两个现象明显地呈现于中国人面前。当中国的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显现其效率低下时，人们引入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某些原理，用以促进公有制的部分私有化和资源配置的逐步市场化；当经济的私有化与市场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西化自由主义思潮从它的促进者转变为它的“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个人成为市场主体，基本经济制度中又有私人占有的重要成分，人们就必定去追求个人本位的价值观，追求西方式的“自由”与“民主”。在思想的主体依存上。现代新儒学与西化自由主义结盟。中国现代新儒学也是以经济结构中的一定私有化与市场化为基础的。另一方面，中国现代新儒学又以“和谐”、“中庸”、“民本”等思想元素调和着市场竞争的过度性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疯狂性。这些主张，正构成所谓“儒家资本主义”的基本思想。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所提供的宽容性。单有西化的自由主义和现代新儒学的自发冲力，而没有执政党在指导思想上对它们采取科学态度，思想多元化格局也难以形成。党的思想路线是“实事求是”：面对客观地存在、有其历史与现实基础的自由主义与现代新儒学，我们必须承认并尊重它 们的合理性。党的思想方法是辩证分析：汲取它们的有理因素，同时婉拒它们另走它路的诉求。
二、新中国思想史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曲折发展
在共产党执政的人民民主的新中国，在思想的多元并存、特别是三大思潮的相互作用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处于主导的地位，指导着全国人民的实践。新中国的思想史，就其主导方面说，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新的实践中曲折发展的历史。一些关于现当代中国思想史的著作都没有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思想，因为作者把思想史领域限在知识界，也把社会的思想矛盾限制在知识界内部发生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而回避西化自由主义和现代新儒学同邓小平理论以至全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关联。我们认为，不谈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思想史著作，是残缺的思想史著作。
(一)1919―1949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与对中国人民革命实践的指导地位的确立
前已指出，新中国思想史是1919―1949年30年革命时期中国思想史的继续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形成于革命过程中，并在1945年4-6月中国共产党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之后，形成了思想体系。取得对于全国人民实践的主导地位。
在思想核心的意义上，毛泽东思想有两大原理：第一个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理，即实事求是的原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方面；第二个是为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谋利益的原理。即群众路线或人民主体的原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价值方面。是科学与价值的统一，造就出一个伟大的精神，这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走自己的道路”的精神。1981年，中共中央在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时候，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认定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形态――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捕捉住了它的科学与价值二维统一并由此导出“走自己的路”的结论的本质。这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形态留给其后续形态的最可宝贵的思想财富。
(二)1949―1997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历程
1949―1956年，是在革命胜利以后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并引领中国人民从新民主主义走进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7年。为了巩固新建立的人民民主政权，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思想领域方面做了两件事。一件，组织广大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学习历史唯物论和社会发展史，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同时，大量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在高校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另一件，发动了多次对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批判，包括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2年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与胡适派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的批判；1953年对梁漱溟旧哲学思想的批判。对这三次“批判”的思想史意义如何评价?最近出版的郭湛、安启念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教程》有所论列。就对《武训传》的批判而言，该书指出：这是一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普及和教育活动，使人们初步懂得了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分析历史人物和事件”，促成“广大知识分子普遍重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并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工作”；同时指出，其间，“也开了用政治路线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干扰哲学发展，混淆政治问题和文艺问题、学术问题的界限的先例”。这是历史的教训。对胡适、梁漱溟的批判是对唯心主义及其历史观的批判，存在着大体相同的情况。
在这一阶段内，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实践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卓有成效的。最突出的是提出了“以苏为鉴”的口号，要求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毛泽东1956年写了几篇体现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力求走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的文章。首要的一篇是1956年4月25日写的《论十大关系》。该文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的新天地。第二篇是1956年8月24日写的《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该文论述了创造历史活动中的建构原则，用以解决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发展中如何“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取外国的东西”，建构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融合的中华民族新文化。第三篇是1956年12月7日写的《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该文针对1953―1956年几年问进行的对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改造中出现的“公有化”即整齐划一地实行公有制的错误，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以后，重新发展资本家私人占有制和个体工商业，形成既有社会主义公有制又有非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中介性经济结构。这个“新经济政策”虽然后来没有推行，但这篇文章论释的思想，仍应有其历史地位。
1957―1966年，是新中国经历的第二个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内，在思想史的意义上，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发生了两种趋向：一个发展趋向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另一个发展趋向是“左”倾错误的发展趋向，包括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大跃进”、庐山会议、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目毛泽东本人的思想中同样存在着两种趋向的矛盾。他在1957年写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新著，但此后，他把这部新著中关于阶级斗争状况的判断进一步扩大化，在犯错误、纠正错误、再犯错误的交织中越走越“左”。就思想史的教训而言，存在着两大学术性问题。一是关于实践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依据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创造活动中的这一关系定下了这样的能动唯物主义的原则：“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由此演化出高扬人的创造历史的主体能动性与尊重实践条件的客观物质性的统一的原则。毛泽东对这一哲学思想做了一个有侧重点的解释，即着重反对保守主义。在人们尚未真正了解中国国情和客观条件系统之前，尚未对客观的规律有所敬畏并加以把握之前，片面地强调发挥主体能动性，反而就变成了主观主义的能动性。甚至变成了意志主义的能动性。在反对意志主义的意义上，上世纪60年代初的“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讨论，反对了唯心主义，具有积极的意义和学术的价值。二是关于实行思想文化开放与维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关系问题。1957年，在中国社会进入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人民内部矛盾成为政治新主题之后，毛泽东提出了实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思想文化开放的主张；同时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以自己的科学性与价值性并蒂地坚持与发展，在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各个学派的争鸣之中，赢得尊重、赢得群众、赢得为最广大人民所拥护的主导地位。在这样的条件下，“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思想文化开放，与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使之取得并巩固自己的主导地位，二者就统一了起来。历史的经验证明，上述原则在实践中要得到正确贯彻，需要具备两个前提：第一个，社会上的矛盾不发展成为争夺政权的斗争；第二个，执政党面对复杂的社会矛盾，不做出把人民内部的思想矛盾错释为敌我之间的政治矛盾的错误判断。1957年以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的一度废弃，就是这种错释的结果。 在反对“斗争哲学”的意义上，同样在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讨论，对于厘清矛盾规律的原意，把握其内在关系，具有积极的意义。
1966―1978年是新中国经历的第三历史阶段，它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理论及其指导下的实践走向极“左”的阶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中断并面临夭折危险的阶段。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积累惨痛教训、准备迎接“物极必反”的新时期和创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形态的阶段。这一段时间的思想史到了1976―1978年显示出强劲的转机。值得大书特书的是1978年前后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它引导全党和全体人民从“左”的教条主义高压下实现思想解放，将把马克思主义错释为阶级斗争学说以及由此造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加以扬弃，让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重新获得主导地位。
1978―1997年是新中国思想史的灿烂篇章。它的最大成果是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新形态――邓小平理论及邓小平哲学思想。同时，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旗帜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批判了教条主义，挣脱了阶级斗争学说的枷锁，它的学术研究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在我们熟悉的哲学领域内，涌现了文本解读的热潮，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解读、“实践唯物主义”解读、“实践人本主义”解读的竞相繁荣的局面。其中的三位代表人物黄楠森、肖前、高清海有大量的著作问世。20世纪80年代初期发生的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周扬、胡乔木等发表了各自的见解。其积极意义在于：在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被科学化的情势之下，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维度，凸现马克思文本中关于“现实的人”的出发点，同时又避免了苏联解体时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人道主义化的偏颇，为实现科学范导维度与人文关怀维度的统一创造了良好的思想前提。在相互切磋以至争论之中。逐步形成以实践论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基础和核心、以科学范导维度和人文关怀维度之统一为其基本价值的主流见解。同样，在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中，也实现了学术理论的大发展。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是创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理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实践论的思维方式。邓小平1992年春天所作的“南方谈话”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又一里程碑性的光辉篇章。我们完全可以把邓小平理论的核心界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后所产生的引导中国人民创造自己新历史的“历史创造论”；这一“历史创造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具体的、也是最高的形态。是新中国60年思想史上涌现的最可宝贵的财富之一。
(三)1997―20_年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中国化形成完整新形态
在邓小平理论及其哲学基础中，已经形成了将科学范导维度与人文关怀维度结成一体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新形态。在邓小平之后，被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继续发展。这种发展进一步凸现马克思学说中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根本原旨，强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优良、普适成分的诠释和汲取，构成更具包容性(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学说的存在合理性与学说可纳性的包容)与引导性(在思想多元存在的现实中，将绝大多数人的思想与意愿归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解放的巨流之中)的思想体系。
首先，“以人为本”原则的提出。其学说包括历史本体论(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价值本位论(人是价值主体、人民是价值本位、人民本位中可包容个人本位)、治理本根论(政治和社会治理以安“民”利“民”为根本)。在以人为本原则的推动下，这一时期，在中国学术界出现了研究“人学”的持久热潮，编辑出版了《人学原理》等厚重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诉求是实现人民本位与个人本位的统一。
其次，“科学发展”观念的形成。“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它本身又富含着辩证法。在当代中国，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改革不适其发展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这样，发展有是否科学的问题，改革也有是否科学的问题。在当代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既有其自然观方面，要求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人口、环境、资源的关系；又有其社会观方面，要求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以改革与发展创造社会稳定的经济前提和制度前提，又以社会的相对稳定创造改革与发展的社会环境。
复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总目标的确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当代新形态。是相对完整的形态，集中表现为科学范导维度与人文关怀维度的统一性的完整把握。在过去，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突出强调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科学性；在当代，西化的自由主义与新儒家人文主义，则执持另一种片面性，将他们的人文关怀维度同尊重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范导维度脱离开来，因而把人性看作是抽象的人的不变本性，把西方的现实社会当作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状态，将这一社会中的具有历史具体性的价值观泛化为“普世价值”。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新形态，克服了这两种片面性。在唯物辩证法的问题上，“和谐”范畴的提出，使对立面之同一的规律获得完整的展开。
三、新中国思想史上处理社会思想多元与指导思想一元的相互关系的基本经验
1949年以来的60年，我们在如何正确处理社会思想多元与指导思想一元的关系问题上有着深刻的经验。曾经发生并仍然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把指导思想的一元化理解成为社会思想也必须一元化，只崇尚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所产生的科学思想，忽视非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思想形态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和有益性；二是把社会思想的多元化理解成为指导思想也必须多元化，即利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发生的曲折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尚待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以偏概全，否认以邓小平理论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与人文性相统一的优点与特长，同它争夺思想界的领导地位或旗帜地位。本文所说的经验就是克服这两种片面性而达到全面理解的经验。
(一)正确认识社会思想多元与中国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一元的相互关系
笔者大体赞同方克立的见解：“中国现代三大思潮，相互间既有对立斗争，也有局部的一致、统一、相互借鉴和相互影响，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补和互动发展。”
首先，表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思潮的差异与对立(按：我们宁愿用“差异与对立”来说明它们的区别性，对立也是差异，只是内在的“本质之异”)。就建国以后60年的思想史而言，这种“差异与对立”首先表现在对中国现代历史与作为历史积淀的现实状况的不同估计。当代中国西化的自由主义者认为：他们的前辈在20世纪40年代所走的“中间道路”是正确的，所谓“中间道路”就是对自由资本主义作了某种改良的资本主义道路，而武装革命的选择是代价巨大、后果不佳的选择。活跃在中国港台、现在在内地已有其响应者和追求者的“现代新儒学”，一直不承认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及在此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其次，表现为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不同选择。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充分肯定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已走道路，对现代化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经过这一理论指导下的改革、开放、发展的艰难实践，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西化的自由主义者与现代新儒家也是把中国的现代化当作目标的，然而，他们准备扬弃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已走道路，在中国社会实现一次“格式塔转换”，走私有化的原教旨主义市场经济、多党制宪政政治、个人本位(扬弃人民本位)价值观的道路。
最后，表现为世界观方面的原则对立。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开辟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开创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它的历史唯物论作为基础的。西化的自由主义者和现代新儒家则不赞成历史唯物主义，不同意说有什么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和近现代中国社会运动的特殊规律。他们只相信“实验主义”，相信英美各国已经走出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
我们分析这样一些差异与对立的方面，并不是说，当代中国的三大思潮之间没有共同点与交会处。这里着重说一下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西化自由主义之间有无共同点、有怎样的共同点的问题。俞祖华指出：“自由主义具有温和的思想品格。因而与其他思潮有较多的交织与互动”。此说如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作为国共两党之间的“第三势力”的“自由主义”是可以的，然而当代中国西化的自由主义本身却划分出“温和的”和“激进的”两种形态。如在学术研究的范围内，自由主义者是比较温和的，他们发出的声音顶多是一种呼吁；但是，当自由主义者发生政治冲动，急于成为中国主导性思想的时候，他们往往采取“激进”的言词和行动。那么，作为“温和的”自由主义，他们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有些什么共同点与交会处呢?第一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有共同点。二者都不赞成主张回归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都主张这样那样地把传统文化要素只当作文化资源用于建构中国当代新文化。第二点，在维护民族利益、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上有共同点。西化的自由主义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都主张救亡图存、期待国家富强。一般地说西化的自由主义对美国的制度和文化抱有强烈的崇尚心理，美国对于他们有榜样、模范的价值和亲和的魅力；他们也往往期待美国的力量能帮助他们实现在中国的目标。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仍然是为了国家的独立与富强。第三点，在学习外国时，也学习西方的各种社会主义性质的主张与做法。这也有一个共同点。自由主义思想在当代中国派生出一个分支，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它也是世界社会主义大思潮中的一个派别。第四点，在民主、自由、人权的价值观上，西化的自由主义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有交会点。这个交会点就在于：在反对前资本主义的反民主的专制制度、反自由的禁锢思想、反人权的政治经济欺诈与迫害这样一个历史点上二者交会。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必须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进一步推进个性解放，尊重和保护个人民主自由权利，在此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人权的建设。
(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要在正确对待思想多元的过程中发展自己，依靠自己的解释力、说服力、指导力来争得一元指导的地位
在第二部分中。简略地描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中国马克思主义形成、发展、转型、完善的历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已经对儒学以及其他古代思想作过辩证的分析、理性的析取、重构的改造；也同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中的大多数人建立起朋友的关系，听取和吸取他们的正确见解。1978年以后，中国决定扬弃计划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过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认真学习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以及其他学派如凯恩斯学派、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学术思想和对策建议，将其作为思想资源和学术元素纳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思想之中。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必须承认社会思潮多元化的客观事实，在宪法法律的范围内尊重和允许非马克思主义各学派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思想；必须对自己和其他思潮均采取以实践为标准的科学批判的态度。我们需要自我批判，不断克服不足，发展自己；也需要对其他社会思潮作科学的批判(在解放思想的意义上、在科学态度的意义上、在辩证分析的意义上理解“批判”概念)，厘清它们的历史路径、意义价值、真理性范围和世界观局限。必须用其他思潮的有益成分充实自己、发展自己，增加对它们的包容性和引导性。在做这项工作的时候，必须发挥学术界的作用。学术界的研究可以发掘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潜在内涵，使之在同新的实践的结合中实现学术与思想上的创新；可以科学对待西化自由主义、现代新儒学，发现其中具有肯定性的价值，以利于思想的创新和发展；可以实现各种思想的整合，推动中国现代思想和学术的大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提及张岱年在研究中国哲学时致力于中国古代哲学、现代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合，实行“综合创新”；也应提及方克立、许全兴这样的学者，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研究现代新儒学，出版了像《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毛泽东与孔夫子》这样有分量的著作。还必须提及一些学者努力研究西方的自由主义及其学术思想，使我们对自由主义的内部结构和未来发展有一个更细致的认识。顾肃所著的《自由主义基本理念》一书就做了这样有益的工作。
(三)中国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各学派要正确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元指导问题，依靠自己的社会责任感、思想批判力来取得多元思想结构中的一定地位
生活在祖国大陆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们应该知道：中国任何思想的命运、它的生命力取决于它对于当代中国实践的总问题――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问题的态度。各个学派都应该想到，这项伟大的事业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从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历史期望出发。如果从西方输入的某种观念出发，把中国社会削足适履地压到从西方舶来的模子中去，如果认为古代儒家的学说已足以解决20_年后现当代中国的所有问题，设想以儒学的现代化来主导国家实践，这是难以成功的。中国各种思想的前途命运还取决于它们同人民大众的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自由主义思想之所以只在少量知识分子中自我鼓舞，就是因为这一思想不理会最广大人民――工人和农民的生活状态和解放要求。有学者批评当时的自由主义者“无论是‘观念的自由主义者’(如胡适)还是‘行动的自由主义者’(如罗隆基)都始终身处思想的象牙塔中，对自己‘精神贵族’的身份从未表示过自省和批判”；他们的“一贯的精英做派和鄙视民众的贵族心理，与几万万中国民众的‘悲惨经验之间几乎存在着无限的差距’。”今天，中国的自由主义假如仍然关在深宅大院里，基本上不接触下层人民，他们仍然跟下层人民有“无限差距”。中国各种思想的前途和命运还取决于这些学派是否具有公正和开放的心态。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对于西化的自由主义和新儒学人文主义已经有了开放的心态，应该采取学习和分析的态度，吸收和整合它们的学术见解。当代中国西化的自由主义者与现代新儒家，也应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建立公正和开放的心态，改变对于1921年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取得的思想成果、它的社会价值 和指导能力的拒斥态度。拒斥的思想立场，是有碍于他们自己的进步的。譬如前引的朱学勤的文章说。自由主义思想家反对“历史决定论”，只信波普尔的“试错理论”。其实。当代中国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已经根据黑格尔、马克思关于“绝对必然性”与“相对必然性”的学说，将波普尔的这一理论有分析地吸取过来，建立了由“初始条件系统”、“客观可能性空间”、“社会进步导向”、“主体选择”、“制度构建”、“实践检验”等概念链组成的“相对规律”的理论；在这一理论的“历史尺度和人民尺度导向”和“实践检验”中，引出了人类社会普遍规律的存在的判断以及它对于“相对规律”形成所起的主导作用。这样，就把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观，充实为将“绝对规律”与“相对规律”结合在一起的新规律观。朱学勤等学者是否可以将心态开放一些，也来重视对历史唯物主义最新进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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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新中国发展史演讲稿范文范本四
ok3w_ads("s005");【内容摘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外交哲学演进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即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以革命哲学为主导的阶段，改革开放后30多年以平等哲学为主导的阶段，以及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引领哲学的价值指引更为突出的新时代。革命外交哲学的核心价值是以新的国际秩序代替旧的国际秩序。它起始于“一边倒”方针，中间经过万隆会议、中苏大论战以及“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理论的探索，最终使中国找到了新的独立身份。平等外交哲学既受毛泽东时代革命哲学探索的启迪，同时也是在批判革命哲学的背景下产生的。它强调国家间一律平等的工具价值服务于中国发展和崛起的目的性价值，成功推动了中国国内发展，并使中国成为国际舞台上的深度参与者。引领外交哲学萌生于中国对国际事务的深度参与阶段，在新时期的中国外交中得到凸显。它强调中国在外交上的引领者和塑造者角色，与平等哲学和革命哲学共同构成了新时代的外交哲学内涵，中国有望在此哲学价值指引下走向一个新的大外交时代。
【关键词】 中国外交70年 外交哲学 革命哲学 平等哲学 引领哲学
【作者简介】 刘贞晔，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钱端升讲座教授（北京 邮编：100088）
【中图分类号】 d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_）05-0033-21
【doi编号】 10.13851/.20_0500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外交哲学经历了“革命哲学”“平等哲学”和“引领哲学”的演进过程，这些哲学理念所包含的价值取向对中国过去、现在乃至将来的外交实践都具有相当深远的影响。三大外交哲学演进中所包含的大国意识、理想主义、立足自身以及认知偏差等值得我们今天总结和反思。考察和总结70年来的外交经验，不能不深入剖析每一个外交历史时期的主导性外交哲学。
一、革命哲学
革命外交哲学的核心价值是以新的国际秩序代替旧的国际秩序，而不仅是国内革命意义上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革命。
革命外交哲学始于建国初期“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今天我们对于“一边倒”外交方针的合理性大都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进行解释。这种利益观解释虽然也能说得通，但还是有一些勉强。“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从根本上说是革命外交哲学的价值理念的外化。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中国革命的目的就是推翻旧秩序建立新秩序，而其向外延伸的必然就是中断旧外交关系和外交秩序，建立起新的外交关系和外交秩序。“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这一逻辑的典型写照，由此逻辑推衍，新中国在外交上对美苏两大对立阵营也必然就是“一边倒”地倒向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外交选择。
“一边倒”外交方针在当时新旧政权转换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确有助于解决迫在眉睫的新生政权安全需求，有助于获得苏联支持和帮助，缓解来自美国及其支持的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安全威胁。当然还不止于此，新中国在外交上倒向苏联，加入苏联阵营并与苏联结盟，也是革命哲学逻辑的题中应有之义，即国内革命的逻辑也要求在外交上实现打破旧秩序和建立新秩序的革命。这一逻辑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头30年中反复呈现并维持了较长时间。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中国国内完成了夺取政权的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革命任务，并在党的八大上宣布社会主义改造的制度革命基本完成，以后就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外交作为内政的延续，显然也要从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革命的需要出发进行调整，历史的演进也恰恰说明了中国的“一边倒”外交方针和外交行为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新变化，并在新的独立自主需要的基础上展开新探索。
（一）参加万隆会议的探索
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率领的代表团参加会议，并在大会上表明了中国作为亚非地区众多曾经遭受殖民压迫的“独立民族国家”一员的立场，提出了不同制度和意识形态国家处理矛盾分歧及和平相处的“求同存异”原则，阐释了中国支持亚非国家反对殖民压迫，争取和维护国家独立，促进亚非国家团结的主张。特别是在大会上针对许多亚洲国家对于台海局势高度紧张将会引发战争的担忧，周恩来总理发表了愿意同美国谈判的重要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八卷（1949—195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260页。] 这一声明表达了中国的和平意愿，改变了众多国家对中国的偏见和看法，赢得了它们的信任和支持。
万隆会议是历史上第一次没有西方殖民大国参与的会议，其目的就是反对西方殖民国家的殖民统治和压迫，同时也反对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的干涉和“输出革命”。中国作为以“一边倒”为外交方针的苏联同盟国参加万隆会议，说明中国在外交實践上开始寻求摆脱“一边倒”的束缚，争取更多的外交主动权。在万隆会议最初的酝酿阶段，中国就积极响应和支持，中国代表团在参加会议过程中虽然遭遇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克什米尔公主”号是中国代表团租用的印度航空公司的民航包机，中国参加万隆会议的代表团先行人员乘坐该机从香港起飞后在印尼沙捞越西北海面上空爆炸坠毁，11名代表团成员遇难，周恩来总理因应缅甸领导人邀请访问临时改变计划而得以幸免。事后调查该事件为国民党特务预先安放定时炸弹导致飞机空中爆炸。] 的恶劣阻碍，但是仍然成功参加了会议，这说明中国已经下定重大政治决心和做了充分准备。事实上，在万隆会议召开前的1955年4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就参加万隆会议的指导方针和具体方案进行了认真研究，确定了“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外交关系创造条件”的与会总方针。[ 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二集），中国代表团出席1955年亚非会议》（《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1955年4月5日），世界知识出版社20_年版，第42页。] 在这个总方针中，参加万隆会议的核心任务是“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和“促进民族独立运动”，而非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这说明中国在外交上要摆脱苏联的世界革命目标和苏东阵营圈子的束缚，同时也尝试用西方阵营和苏联东欧阵营之外的亚非拉世界的“革命”范式——民族独立和解放的理念与目标，来指导中国的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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