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目前意识形态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与对策通用(七篇)
20_年目前意识形态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与对策通用一
ok3w_ads("s005");在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的著作中，《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引起的争论最为热烈。直到今天，围绕“意识形态的终结”这一主题展开的理论研究依然是中西学术界的热点之一。《意识形态的终结》之所以引起广泛的讨论，其主要的原因是它触动了现代政治最为敏感的神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哪一个是现实可行的方案？虽然这个问题本身具有形而上学性。《意识形态的终结》一问世就受到了众多的关注，西方左翼知识分子认为现实并没有为“意识形态的终结”提供多少依据，它只是对资本主义作了意识形态辩护，其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而右翼则认为，“意识形态的终结”有其现实根据，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的“阴暗面”的暴露可以说明社会主义方案的不现实性。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中，贝尔提出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趋同论”，其核心观点认为现实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化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趋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意识形态终结了。这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断语，而是一个具有多重内涵的政治判断，任何一个关注现实政治的人都不可能对此熟视无睹。
一、“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理论氛围
《意识形态的终结》是冷战的产物，“冷战”是贝尔提出“意识形态的终结”的现实背景和理论动力。二次大战以后，“西方一代代青年学生在具有十分充足的基金赞助的社会科学家们的教导下，相信意识形态已经被清除，已经完全被严格客观、可靠严肃的社会科学体系所取代。这些鼓吹者们自身就具有一种罕见的意识形态的‘错误意识’，这种‘错误意识’武断地把它的对手看成‘意识形态家’，以至于通过定义便可以断言自己对意识形态的完全免疫性”。在20世纪50年代，西方知识分子大多参与了“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斗争。随着“冷战”的展开，在西方知识分子中，有人提出了“意识形态是否将终结”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参与了这一讨论，贝尔就是其之一。在这一讨论中，最为集中的是关于苏联社会主义是否有前景的讨论，如果苏联社会主义大有希望，那就无所谓“意识形态的终结”问题；如果苏联社会主义没有前途，那就意味着“意识形态的终结”。在这一争论中，萨特、布洛赫和卢卡奇等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有一定的缺陷，但它是大有前途和希望的。而加缪、阿隆、贝尔等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没有希望，“意识形态的终结”不可避免。在这场讨论中，有的人还经历了世界观的大逆转，比如曾经在1913—1917年担任过《群众》杂志编辑、1918—1922年担任《解放者》杂志编辑的马克斯·伊斯门（max eastman），曾是一名共产党员，但是他于1922年在苏联住了一年多后，旋即变成了共产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强烈批评者，出版了多部反马克思主义著作，如《俄国社会主义的末日》（the end of socialism in russia）、《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吗》（marxism: is it a science）。1955年他出版了《论社会主义的失败》（reflections on the failure of socialism），在该书中，伊斯门近乎疯狂地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及其实践，伊斯门认为，“不再死抱住社会主义这个字眼不放，不再光是想用形容词把它拖回原来的方向，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去探究那些把它送上这种奇怪和可怕的道路的人们的基本错误，这也许更好一些吧？”
在上个世纪50年代关于“意识形态是否将终结”的争论中，右翼占主导在位，形成了“意识形态终结”的理论气候。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是对“意识形态是否将终结”讨论的一个总结，对于这一总结的政治后果，贝尔在1988年为《意识形态的终结》再版写的“跋”中是这样认为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在今天再一次引起了某些反响，因为我们正处于新一轮打消对共产主义世界抱有幻想的时期。20世纪30年代末，有过莫斯科审判和纳粹与苏联之间的互不侵犯条约；1956年，有过赫鲁晓夫的叛变和匈牙利的起义；1968年，有过布拉格之春事件，有过勃列日涅夫政府对杜布切克为提出‘带有人类面孔的社会主义’所作的努力的粉碎。在目前情况下存在着一个显著的差异。以前的幻灭是道德上的、思想上的和政治上的，而现在这种被迫承认的失败首先是经济的”。从这里可以看出，“意识形态终结论”直接的批判对象就是社会主义的现实运动，是当时“冷战”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个世纪50年代，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学者中掀起了对苏联社会主义研究的热潮。“实际上，人们为俄国革命及其后来40年的苏维埃统治而写的东西，比起他们为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断代史而写的东西都要多得多！据说，有关法国大革命的目录索引已经占据了一整排法国国家图书馆索引的资料柜，而研究苏联问题的完整索引——它还有待于人们去编辑，而且有可能永远也编不完，因为它是按几何级数递增的……”贝尔认为，这些宏大的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获取有关苏联行为的可靠知识。实际上，在这些研究中，绝大多数理论都是对苏联作“病理学”分析，指出社会主义的不可能性，贝尔认为，俄罗斯美妙而动听的召唤具有一种让人步人歧途的魔力，走出沼泽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中，贝尔概括了研究苏联的10种理论，这些研究都有政府或民间的各种基金组织的资助。在研究苏联社会主义的五花八门的理论中，其运用的方法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精神分析方法，一类是社会学方法。
在20世纪50年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在西方十分流行，它几乎运用于所有对个体与社会现象的研究中。在许多学者看来，苏联社会主义现实是一个病态的现象，精神分析方法有助于找出“病源”以及“去病”的途径。玛格丽特·米德、杰弗里·戈尔、约翰·里克曼和亨利·v·狄克斯、纳森·莱斯特等人尝试把精神分析方法运用于对苏联的研究。尤其是戈尔，“他得到了一个不太好的名声，因为怀疑论者将其学说斥之为‘尿布学’。戈尔认为对俄罗斯这个新生婴儿用襁褓紧紧包裹起来的过分溺爱行为导致了满意剥夺循环。这就预先把‘大俄罗斯’的民族特征设定为一个在低三下四的屈从和暴力激发之间、在冷漠和散布于各地的受虐性焦虑之间，以及在‘口’欲和禁欲之间的此消彼长的循环。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俄罗斯成年人会服从于独断专横的权威。”亨利·v·狄克斯认为，俄罗斯人最显著的人格特征是其好恶相向性，一方面，他们有一种兼容并包的品格，一种仓促行事且“一蹴而就”的倾向，一种及时且充分地获得满足的需要，一种对躁狂万能者的偏执依恋，一种取消所有束缚和限制的无政府主义要求；另一方面，他们又多愁善感地封闭而多疑、焦虑、无奈地顺从、道德上受虐和对强大而专横的权威的勉强理想化，那个权威被看作是能抵挡俄罗斯人性格偏执的惟一手段。因此，权威，如果它是一个权威的话，必须是坚不可摧的、拥有生杀大权的、独断专横的和变幻莫测的；如果权威是软弱无力的．就没有人愿意去服它。
在贝尔看来，纳森·莱斯特的研究是相当激动人心的。他的研究受到了美国空军的援助，其主要研究路径是运用精神分析方法研究布尔什维克的性格结构，这一研究充分暴露了精神分析方法的牵强附会的特性。莱斯特认为，“布尔什维克精英的行为与19世纪知识分子的行为正好相反。后者是喜怒无常的、神经质的、追求精神享受的、沉思的和内省的；‘布尔什维克’则是冥顽不化的、多疑的、坚强不屈的和永远富有攻击性的。列宁的最初形象已经打上了这种性格的烙印，而且从精神分析上说，这种性格源于对死亡的恐惧和对潜在同性恋冲动的‘反叛’”。莱斯特的胡说还不止于此，他认为布尔什维克对神圣事物保持着沉默，布尔什维克反对宣泄情感的罪恶，而颂扬节制的美德，“他们反对抑郁的消极性格、内向、神经质的敏感和躁动不安的古老俄罗斯倾向，反对对形而上学真理的持续追求，反对不断地去追问一些无法回答的问题。与所有这一切相反，只存在着历史决定论、目的的确定性、对行动的承诺、敢于冒犯个人的勇气和行动上的‘当机立断’。不愿过一种没有任何追求的生活，不愿过一种充满着无法控制的冲动的满足的生活，那种满足引起了焦虑和罪过，从而导致众所周知的俄罗斯人对死亡的好奇。”通过这种臆想式的阐述，整个苏联社会主义运动的所有现象似乎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释。而事实上，这种理论在方法上开始就受到了强烈的怀疑，连贝尔也认为，“纵使精神分析方法在人格研究上的有效性得到了认可，我们仍然必须追问它是否可以被合法地扩展到政治分析领域上去。”在方法论上，精神分析理论试图将对个体的心理研究推广到社会历史研究领域，这样精神分析方法成了可以到处套用的教条，“但是，这就无异于接受这样一个公设：个人的心理可以成为作出解释的万能的形式，可以成为人类生存的一切事实的现实基础。而由此又产生一系列二级公设：社会的心理化、心理的生物化、人的自然化。这样，我们就面对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具有陈腐不堪的性质：即企图用‘人类本性’论的一套非历史的术语来解释历史。”其理论和政治上的目的是利用精神分析的神秘性质妖魔化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运动和历史，从而成为“意识形态终结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贝尔认为，由哈佛大学的三位社会学家雷蒙德·a·鲍埃尔、亚历克斯·英克尔斯和克莱德·克拉克洪完成的研究《苏维埃制度是怎样运作的》是当代社会学提供的最优秀作品。他们受美国空军委托，花了5年时间来研究这个项目。这一研究的方法和结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国军方对苏联研究的重视。当然，对于美国军方和政府来说，为了对付社会主义，花再在的功夫都是值得的，“这个项目以同布尔什维克背叛者的系统交谈为根据。素材来自329份扩充的生活史谈话录，包括详细的性格测试；435份补充谈话录，将近10000份有关各种特殊问题的问卷；2700份普通问卷，以及100次谈话和心理测试，这些资料还与一组相应的美国人作参照。结果，总共收集到了33000页资料。这些资料，加上在准备此书过程中所利用的50多个未出版的专题研究报告和这些作者打算编撰成书的35篇已经发表的论文，显示了他们搜集的资料的丰富性。”之所以说这种社会学方法及其结论并不重要，因为，它是“以同布尔什维克背叛者的系统交谈为根据”，这个所谓的“根据”显然是不可靠的，最多得出一些以偏概全的、甚至是早已设定好的结论。我们且看看运用社会学方法得出的具体结论是什么。哈佛小组致力于探讨苏联社会具有典型意义的“核心模式”，这种“核心模式”起着调整被统治者的功能，“核心模式”的具体内容包括，“与明确的意识形态达成一致的需求；对允许有独立的权力源泉的抗拒；对所有计划和管理的集中；将资源过分集中在某些目标上；对恐怖扣强制性劳动的使用；把‘突击行动’作为达到目标的方法；对不能如期完成计划的推托的容忍(例如，信口雌黄，对非正式协议的广播)等等”。哈佛小组认为，这种“核心模式”有明显缺点，主要表现在：重工业的经济增长与消费工业的经济增长不成比例；持续不断的肃反运动和不安全事件。这些结论的得出并不依赖于哈佛小组的宏大而烦琐的社会学研究，因为这些结论是业已存在的事实。他们真正想要揭开的谜底是其进一步的推论：上述制度上的缺点是由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造成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本身内在地蕴涵了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在所谓客观的社会学研究中，哈佛小组的意识形态立场决定了其方法和观点，这种社会学研究模式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中同样存在。
贝尔为了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苏联实践中的困难和矛盾，对新经济政策作了这样的说明并引证了列宁的原话，“对于列宁来说，新经济政策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步骤。因为他不得不承认，在‘旧书’中找不到为党的这个激进步骤作准备的任何东西。这个步骤是向资本主义作出的部分让步。在他去世前写的一篇文章中——这篇文章证明了曾经统治过列宁思想的一些条条框框——他忧心忡忡地声称：‘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连一个字都没有提到过；关于这个问题，他没有留下一句话便离开了我们。这就是我们必须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克服这个困难的原因。’”在这里至少存在三个问题，第一，列宁在阐述新经济政策时，并没有“忧心忡忡”；相反，他始终充分信心，新经济政策并没有背离马克思主义。第二，贝尔引证的列宁的这段话并非源于“去世前写的一篇文章”，而是1922年3月27日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我们的报刊和我们的党都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染上了知识分子习气，堕入了自由主义，自作聪明地来理解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去翻看旧本本。可是那些书里写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写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没有一本书写到过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连马克思也没有想到要就这个问题写下片言只语，他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可供引用的文字和无可反驳的指示就去世了。因此现在我们必须自己来找出路。如果像我在准备这个报告时所试图做的那样，在脑子里综观一下我国报刊上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论述，就会确信，这些文章完全看偏了，没有谈到点子上。在这里，列宁阐述了对待国家资本主义应采取的正确态度，从整个讲话看，列宁并不担心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更不会担心国家资本主义会吞没社会主义。对于贝尔的上述“科学”研究，一位西方学者不无讽刺地说：“这些就是所谓的非意识形态的、客观的、现实的、专业化的社会科学的真实水平。由于这种‘科学’可以用魔法从阴影里召唤出它的意识形态的敌人，并使自己满意，它还可以十分容易地抛弃相当复杂的问题。而意识形态则是这种‘科学’的对立面，它仅仅代表过去。由于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快乐的‘后资本主义’的、纯粹‘工业化’的社会里。因此，意识形态问题完全不再存在了。所有的冲突和复杂性会毫无困难地被简单的可靠的‘社会工程’所取代，我们从此便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下去了。”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历史的发展并没有为“意识形态终结论”提供足够的依据，相反，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理论在今天依然十分活跃，“意识形态的终结”只是一些“社会科学家”的一厢情愿而已。如前所述，“意识形态终结论”是“冷战”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当时的国际政治形势，它将意识形态与极权主义等同起来，并急于同意识形态说再见。那些聪明的“社会科学家”以为只要说声再见，便可以摆脱意识形态的纠缠。他们有意识无意地忽视了意识形态的复杂性，更具体地说，他们对以资本统治为核心的现代社会的本质缺乏足够的认识。当然，在许多“社会科学家”看来，这个“本质”根本就不存在，“他们的兴趣只在于坚持其一贯的立场，即认为意识形态是对社会科学的束缚”。
二、社会结构的变革与“意识形态的终结”
《意识形态的终结》主体部分并没有集中论述“意识形态的终结”这一主题，其结语以“意识形态在西方的终结”为题，对“意识形态的终结”作了较为集中的论述。在1988年写的“跋”中，作者又作了辩护性阐发，进一步强调了“意识形态的终结”这一主题。《意识形态的终结》的主体由“美国：理论的模糊性”、“美国：生活的复杂性”、“乌托邦的衰落”这相互关联的三个论题构成。就具体内容来说，贝尔论述了美国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在战后的新变化及其二者之间的密切关联性。贝尔的核心观点认为，独特的社会结构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特别是阶级斗争理论不适用于美国，社会主义在美国虽有发展，但它是以失败而告终。所以，在美国比较早地形成了“意识形态终结”的社会条件。
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中，贝尔考察了美国统治阶级的变化，这一变化同财产制度和家庭制度之间原有关系的瓦解密切相关，贝尔将之概括为家庭资本主义的瓦解。家庭资本主义在欧洲大陆是持续存在的，它对外来资本进入其企业往往持有谨慎、保守和恐惧的心态，有的研究者认为，这是欧洲大陆经济增长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从一开始，美国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美国，几乎所有土地都具有被无条件继承的不动产权，而这一点在欧洲是被禁止的。相比较而言，家庭创始人没有能力把自己对保留财产的愿望强加于下一代人身上。另一个原因是，在美国．由于一些复杂的原因，一直存在着这样一个传统或一个神话：儿子不是继承了父业，而是自己创出了一片新天地。这两个因素，即一个历史的因素和一个社会心理的因素，是阻碍着美国家族资本主义体系全面发展的重要因素。” [3](p.29)贝尔认为，导致家庭资本主义瓦解的是主要的原因是20世纪金融资本主义的出现，是投资银行家在实质上摧毁了家庭资本主义的社会根基，“通过设置专职经理，银行家实现了财产和家族的彻底分离，那些专职经理在企业没有股份，因此不能把其权力自动地传给子女，并对外在的监督负责。”而这些新的管理者缺乏一个受传统支持的阶级地位，“这个事实引发了他们对于意识形态的需要，以证明他们的权力和威望。没有一种资本主义秩序能够像美国资本主义秩序那样具有如此强制性的对意识形态的渴望，在其他秩序里，这种渴望要小得多。从哲学上讲，私人财产总是与一个自然权利体系相联系，因此财产本身提供了一个道德证明。但是私人的生产性财产，尤其在美国，大部分是一个假定，很少听说将它作为一种企业主管的权力的道德资源来追求。当我们在企业里使所有权关系向管理层的管理关系发生经典转变时，我们于是在象征性层面上使得‘私人财产’向作为权力之证明的‘企业’转变。在某种意识形态之下，这种象征本身有时变成了一股强制性力量，而‘绩效’本身成为推动美国企业巨头前进的驱动力。”贝尔认为，上述变化导致了权力获取模式的变化，其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财产继承权已经不再是决定一切的因素；二是技能和政治地位而不是财产成了权力得以确立的依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在这个变化面前似乎已经失去了其理论的解释功能，贝尔甚至认为，在美国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统治阶级。
尽管贝尔竭力证明财产关系在权力获得模式中的退场，而事实上，财产关系始终是一个决定性因素，现代企业中的管理精英只是一个中间阶级，它具有两重性，即它既受压迫又压迫别人。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中，贝尔也分析了企业家阶级—财阀阶级的主导作用，这个以资本为依托的阶级实际上就是统治阶级，“到20世纪初为止，成长起来的企业家阶级已经取得了经济上的巨大胜利。随之而来的是试图通过发展一种普遍的政治意识形态来瓦解集团利益的结构；……另一个比较成功的努力表现在把资本主义等同于民主方面。早期的商业阶层惧怕民主，把民主看作是‘贱民大众’(伯克的用语)用来为激进的专制统治开辟道路的政治工具．而胜利了的工业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则几乎完全以一些令人愉快的经济学术语来定义民主：民主是缔结契约的自由。即使主导的企业家阶级无力实施对社会的直接政治控制，它也将建立起意识形态的霸权。”贝尔认为，这种意识形态霸权随着经济与政治关系的颠倒而趋于消亡，这是因为，“通过政府而得到执行的政治正日益成为确认社会决定和经济决定的工具。在这里，个人不是作为市场中的独立活动者，而是被迫通过一些特殊集体来实现他的愿望。因为在一种受到管理的经济中，是‘政治’而不是货币决定着主要的生产，政府的干预不仅会激化压力集团的认同过程，而且会迫使每—个集团都要去采用能同‘国民利益’概念相符合的意识形态，以便能够证明其主张之正确。”
列宁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如果将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政治与经济的本质都不可能得到正确的认识。贝尔过分夸大了政治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甚至将政治说成是决定性的因素，这就正好颠倒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现实的经济实践表明，绝大多数的企业集团并非是采用能同“国民利益”概念相符合的意识形态而证明其主张的正确性，实现利益之最大化仍然是众多企业集团首要的发展动力，政治的发展往往受这一动力的驱动。无论政治涂上了多少迷人的意识形态色彩，离开了经济利益这个支撑点，它便黯然失色。所以说，贝尔所说的“是‘政治’而不是货币决定着主要的生产”是一个明显的误判。直到今天，这种误判还经常统治人的头脑，不是从经济上，而是从文化、宗教上理解现代工业文明的本质。马克思为我们说明了现代工业自身的狭隘性，这个狭隘性常常以其野蛮的形式出现，不克服工业文明自身的狭隘性，实现人的解放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在地狱的油锅里沸腾的资本的自发势力，从大大小小的战争中寻求着出路。经济的不平衡的、恶性的发展，甚至就是在普遍上升的阶段，也保持着极端紧张的状态；由这种发展所造成的经济兴奋，无形地操纵着千百万人命运的垄断集团的沉重压迫，对现代城市混乱的痛苦不堪的恐惧——这一切反映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并使社会感染了足以引起各种流行的精神疾病的道德冷热症。由于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一个人即使在饱暖无虞之中亦不得安宁，犯罪、吸毒和酗酒的增长成了人的通风口、人的个人自立的替身。从卖弄肉欲到抽象艺术的闪耀着广告光彩的各种离奇古怪现象，这整整一个新的巴比伦，穷极无聊的时髦生活，为大众制造的醉生梦死的幻影——全都来自一个根源，它的名字叫做：化为泡影的期待”。美国人常常为自己拥有强大的政治而自豪，而这个强大的政治正是源于强大的经济。一般情况下，这两者的关系并不难认识。但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复杂性便会出现。比如，“9·11”事件以后，美国曾出现过一个非常微弱的反思性的疑惑：“美国为什么如此遭人怨？”原因正是其“强大的经济”，但是绝大多数美国人并不这么认为，而宗教、文化的因素被认为是“9·11”事件发生的原因。于是乔治·w·布什提出了伊斯兰法西斯主义这一意识形态概念，他不知道近代以来的资本法西斯主义才是许多重大灾难的罪魁祸首。恩格斯在1886年9月17日的提醒对美国人仍有意义，他在致帕·马尔提涅蒂的信中说：“美国是一个独特的国家，它是沿着纯粹资产阶级的道路发展起来的，没有任何封建的旧东西，但在发展过程中却从英国不加选择地接受了大量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意识形态残余，诸如英国的习惯法、宗教、宗派主义；在这个国家里，对实际活动和资本集中的需要导致了对任何理论的普遍轻视，这种轻视理论的态度，只是现在才在最有教养的知识阶层中有所克服，——在这样一个国家里，人们只有通过自己接连犯错误，才能认识清楚本身的社会利益。”
贝尔对美国工人阶级状况以及影响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理论作了社会学的考察，有些分析对认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特别是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状况有较大的启示价值。贝尔认为，美国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理论主要是工联主义，它有两个方面的功能，在政治上，它可以引导以工人为主体的社会运动；在经济上，它是一种经济力量，可将这概括为市场联合主义。“社会运动是由知识分子想象而形成的一个意识形态观念，它把劳动者看成是挑战既定制度的历史趋势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市场联合主义是一个经济概念，一个功能和作用的界定，它受制于由工会所处的特殊工业环境。”工会运动的特点是对社会变革的希望变得有限了，它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眼前的事务。所以工会运动对未来的社会主义思想、激进的意识形态根本不感兴趣。这种工联主义理论及其实践对工人直接的影响是，从1940至1955年，工人们失去了对意识形态的兴趣，其具体原因主要是，大工业工会对工联主义的认可，并且从1947年起，工会开始攻击共产主义者并最后消除了他们的影响。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言人，工会领袖逐渐丧失了斗志并失宠于公众，“以目前的状况而言，劳工运动比25年前发生得更少，现在的头面人物都是以前劳工运动的发起者。然而，他们已不再年轻——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促进会执委会的领导人都已有60多岁——他们失去了干劲，组织中的工作人员年纪也大了，再也没有年轻时在工厂里散发传单的那种激情。……劳工运动的基本激进传统已经消失殆尽，……今天工会的头头们都没有干劲去开展政治活动或者期望成为政治领袖。在中层领导中，他们大部在州或市里而不是在国家级舞台上表现自己，许多较年轻的领导人用尽办法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和权力，这有可能使这些人在民主党中更加活跃起来，为了使自己得到承认而步入政治舞台。”美国工联主义的发展正好印证了恩格斯和列宁的判断，恩格斯认为：“旧工联保存着它们产生的那一时代的传统；它们把雇佣劳动制度看作永恒的、一成不变的制度，它们至多只能使它变得稍微温和一些，以利于它们的会员。
[8](p.431)列宁认为，工人阶级的工联主义政治就是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政治。贝尔认为，对当代工人来说，解决生理饥饿问题已经不再生活的动力，生活的动力在于解决新的饥饿问题。这个新的饥饿就是消费与享受，“诱人的报酬和对物品的渴望已经代替了棍棒；生活水准已经变成了一个内在的自动驱力。受自从发明枪炮以来最杰出的两个发明——广告和分期付款——的激励和煽动，销售活动已经变成了当代美国最引人注目的活动。销售反对节俭，重视挥霍；反对禁欲，提倡浪费。在历史上再也找不到比美国消费者更宠爱其妻子的人了，这种毕恭毕敬的心理促使美国人不停地购买”。贝尔认为，美国工人已经被驯服了，驯服他们的不是机器而是“消费社会”。这在意识形态上的影响是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丧失，工人的价值取向主要是对即时满足的渴望越来越强烈，他们对工作虽有不满，但这并不会导致工人运动，而是产生了逃避现实的幻想——“对于拥有一家机械厂、—个养鸡场、一个煤气站的幻想，对于‘拥有一家自己的小企业’的幻想。这当然是一个不着边际的美梦！” [3](p.281)基于这样的工人阶级状况，贝尔认为，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在美国，社会主义运动是一个不能被人接受的智慧，它既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又不属于这个世界。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信条犹在，而运动已经失败。这个判断主要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从世界范围看，社会主义运动还在发展，断言它已经失败，与事实不符；第二，在西方，社会主义运动并非是一个不能被人接受的理论，战后的历史表明，社会主义思想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社会，否则也不可能有贝尔所谓的“趋同论”的产生。
所谓工人已经被“消费社会”驯服的论调正好说明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野蛮性和矛盾性，其表现就是人的重新“奴隶化”，人的解放问题又以新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在现代社会，似乎无所谓人的解放，也无所谓人的自由；只有“工作”和“专业”，人成了“工作”和“专业”的奴隶，人只会老老实实地接受自己的命运。马克思及其前辈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发现了现代工作文明的固有矛盾性，表现之一就是物对人的绝对统治，人成为一种纯粹的“键控生物”，这样的人总是以盘算别人为生，这样的人“对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怕得要死，他认为这是由某个控制键钮的力量制造出来的又一个幻想。他害怕‘上当’。他本来是言听计从、任人摆布的，现在则转向了同样极端的怀疑主义。他觉得唯一与人相称的出路是钻到自己的专业里去，钻到他愿意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担任的自己那个特殊职务中去。至于他做的是什么，是为战争的磨盘效力，还是为粗制滥造的药丸作广告，那是无所谓的。你不能同他谈他的活动内容，因为这种谈话本身在他看来就是意识形态，就是宣传，也就是愚弄人的诱饵。重要的只有技巧、形式，这是个人自由的唯一避难所。”在战后，西方社会结构、特别是阶级构成确实发生的很大的变化，社会主义运动也确实遇到了许多困难和障碍。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资本主义主义发展并未消除其野蛮性和矛盾性，社会主义并没有丧失其社会基础。这是一个总体性判断，实际情况相当复杂，而复杂可以障人耳目。这是贝尔等西方社会学家在其研究中存在的方法论问题，他们容易局限于特定历史时期的、局部的、个别的经验事实，并且只是根据这些事实对人类历史匆忙下结论。所以，列宁的提醒对于今天的社会科学研究依然意义重大，“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养成正确分析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致淹没在一大堆细节或大量争执意见之中所必需的，对于用科学眼光分析这个问题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
三、历史形而上学：“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方法论检视
丹尼尔·贝尔自己承认《意识形态的终结》主要是由于其书名而出名，“有些著作是与其说是因其内容，还不如说是因其书名才出名的。本书就是其中之一”。因此，有的人认为，贝尔将自己的书取名《意识形态的终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有炒作之嫌疑。就形式而言，这样说也不无道理。但是，“意识形态的终结”这一主题的提出及其争论，决不是一个简单的、为了吸引眼球的炒作行为，它涉及对当代社会发展的理论选择和实践方向的基本判断问题。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中，“意识形态的终结”这一结论的得出，除了由于前面提到的战后西方、特别是美国形成的意识形态终结的“理论气候”和社会结构的变化等原因，还基于贝尔的两个错误判断，首先就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错误判断。
在贝尔看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含义只有一点，认为意识形态就是虚假的观念，“追随于费尔巴哈之后——马克思从费尔巴哈出发得出了绝大多数关于宗教和异化的分析——他把宗教作为一种虚假的意识来思考：上帝是人的心灵的创造物，他们只是表现为独立地存在着，并且决定着人的命运；宗教因此是一种意识形态。但是马克思还作出了进一步的论述。他说，意识形态不仅是虚假的观念，而且还掩盖了特殊的利益。各种意识形态声称是真理，但是却反映了特殊团体的各种需要。” [3](p.454)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确有虚假性这一层含义，马克思面对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欺骗性、虚假性，所以，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中，常常在虚假性这个层面上使用意识形态这个概念。事实上，揭示“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是马克思重要的理论任务之一。但是，不能就由此结论，认为意识形态仅仅是为统治阶级利益集团服务的虚假的观点体系。这一界定的错误主要有两点，第一，它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概念的片面理解；第二，它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理论和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之间人为设置了一道障碍。在贝尔看来，由于“虚假条件”的丧失，意识形态必然走向终结。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意识形态是一个总括性概念，它的产生、存在和发展由两个因素决定，一个是认识论根源，一个是社会实践基础。只有认识论根源和社会实践基础都不存在了，意识形态才会走向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他们强调，“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他们认为，甚至人们头脑中模糊的东西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定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失去独立性的外观。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分工的角度分析了各种意识形态产生的社会认识根源，这一分析使意识形态的历史发生及其神秘性质得到了科学的说明。他们认为，“分工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开始成为真实的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真实地这样想像：它是同对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其他的东西；它不想像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像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但是，如果这种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和现存的关系发生矛盾，那末，这仅仅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由此可以看出，意识形态的产生归根到底的原因是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只要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现存的生产力之间以及社会关系和生产力要素之间存在矛盾，“意识形态的终结”就是不可能的。
马克思强调，意识形态作为抽象或观念，就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这个物质关系主要指的是阶级关系。马克思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表现为思想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各种关系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 [9](p.52)贝尔认为，马克思关于物质关系、阶级利益决定意识形态的理论有一定的现实依据，但这一理论存在重大缺陷，他认为这是一种观念决定论假说，“决定论假说：在一系列观念和‘阶级’目的之间存在着一对一的对应。不过，这种情况是很少发生的。经验论通常同自由的探索联系在一起。不过，休谟，这位最‘激进的’经验论者，是一个托利党人；艾德蒙·柏克，这个为了设计一个新社会而对唯理论作出了最为激烈抨击的人，是一个保守党人；霍布斯，最为深刻的唯物主义者之一，是保皇党人；t·h·格林，英国唯心主义复辟的领导人之一，是自由主义者。”贝尔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这一批评存在着明显的错误，意识形态在个体身上的表现有着很大的差异性，但是，意识形态是一个总括性概念，它反映的是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主张，用个体特例并不能推翻这一观点。即便在那些“反常”的人身上，我们仍然可以找到其观念背后的阶级利益基础。
贝尔认为，意识形态的阶级利益决定论在当代还遇到的新的挑战，阶级已经失去了传统的意义，“对马克思来说(尽管在他的著作中从来没有对阶级下过一个严格的定义)，在社会中的主要社会划分来自财产的分配。不过，在一个政治和技术相融合的世界里，财产已经日益丧失了作为主导权力的力量，有时甚至丧失了作为主导财富的力量。在几乎所有的现代社会里，作为谋求职业的主导因素，技能变成了比遗产更加重要的因素，并且政治权力优先于经济权力。那么阶级还有什么意义呢?”贝尔的这一主张混淆了以阶级关系为基础的不平等同非阶级形式的社会分层的原则区别，忽视了阶级关系与不平等现象的内在联系。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绝大部分的社会财富仍是由资产阶级控制，这些资产阶级还通过其财富影响本国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发展。由此可以看出，以“阶级的死亡”理论为基础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同样缺乏社会实践依据。
关于“意识形态的终结”这一主题，贝尔的第二个错误判断是他对苏联社会主义与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之间关系的错误判断。不论是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还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它们批判的主要对象是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实践，具体的批判靶子是苏联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终结论”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制度上的缺陷就是社会主义的缺陷，苏联社会主义的终结就是社会主义的终结，替代资本主义的可行的选择已经不复存在，“自由民主”国家的基本原则已经没有改进的前景，人类思想发展已经到达其终点。这一理论主张的错误在于，它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与整个社会主义运动没有作原则的区分。苏联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个特定的历史形式，就其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来说，其理论和实践上的意义不容否定。但是，苏联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制度上的缺陷有其特殊性，它的缺陷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缺陷，许多缺陷是人为、偶然的因素造成的，“只有当苏联被视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时，其崩溃才会令人信服地代表着历史的终结”。这里的关键就是，什么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当代，要给“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下一个定义，无疑是十分困难的，因为，这个定义的边界是很难确定的。但是，我认为，列宁之后，苏联社会主义的实践进程越来越偏离正确的轨道，特别是当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理论成为“皇帝的新装”时，其崩溃越来越变得不可避免。但是，苏联崩溃了，社会主义还在，用苏联社会主义的缺陷证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终结，无疑是混淆了特殊与一般的关系。
综上所述，“意识形态终结论”是一种典型的历史形而上学，它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是由一连串错误构成的，既不存在历史规律，也不存在一个值得追求的美好社会；社会主义实践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幸福，相反，在社会主义运动中，人为的灾难不断，追求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的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这种理论的根据就是“眼前的事实”，但是，仅仅满足于经验事实的社会理论注定是肤浅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根据一些“眼前的事实”就对人类历史和未来匆忙下结论，便很难避免方法论上的形而上学。如果，丢弃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形形色色的“终结论”还会出现，它们仍然会以大量的“眼前的事实”为依据，向人们展示其理论的正确性。但是，历史辩证法会从另外一个方向证明“意识形态的终结”只是一个虚妄的理论主张。
istván mészáros, philosophy, ideology and social science, wheatsheaf books ltd, brighton, 1986. pp.1-2
[美]伊斯门：《论社会主义的失败》，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81页。
[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 [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 [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 [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 [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 [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 [法]c.克莱芒、p.布律诺、l.塞弗：《马克思主义对心理分析学说的批评》，金初高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81页。
[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 [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 [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0页。
istván mészáros, philosophy, ideology and social science, wheatsheaf books ltd, brighton, 1986. pp.4-5.
istván mészáros, philosophy, ideology and social science, wheatsheaf books ltd, brighton, 1986. p.5
[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 [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 [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 [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 [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7页。
[俄]里夫希茨著：《马克思论艺术和社会理想》，吴元迈等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86—4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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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 [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1页。
[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 [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 [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 [俄]里夫希茨著：《马克思论艺术和社会理想》，吴元迈等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90页。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页。
[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 [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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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 [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 [英]安德鲁·甘布尔：《政治和命运》，胡晓进、罗珊珍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_年版，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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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_年目前意识形态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与对策通用二
毛泽东同志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绘就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能否顺利实现，关键在于广大党员干部能否团结带领广大人民，实现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为此，笔者认为，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要自觉树立“六种意识”，做学习贯彻精神的先行者和推动者。
一、树立学习意识
领导干部要把学习作为一种政治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思想境界来认识、来对待。人们常说“活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没学好” 社会在日新月异的发展，大家都面临着严峻挑战与考验，要增强提高学习能力的紧迫感、责任感、危机感，深刻认识提高学习能力的重要意义，树立科学的、正确的价值观，把学习作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党员干部树立学习意识，贵在行动。要减少应酬，多读一些好书，不能因为工作忙就忘记读书。据人民论坛杂志社在全国范围内所做的“万名党政干部阅读状况调查”结果显示，62.7%的受访者表示因工作太忙、应酬太多抽不出时间读书，33.4%的受访干部每周的读书时间为0～3小时。这种情况若长期下去，党员干部的素质就很难得到有效提高，干部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就会不断下降，最终为人民谋幸福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二、树立责任意识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责任是一种义务，一种使命，一种推动工作的动力。我国目前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是空洞的教条，而是事关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幸福美好的小康社会，要靠党员干部带领广大群众去实现，而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把自己当成“局外人”和“旁观者”。只有在广大党员干部的带领下，通过真抓实干，全国上下才会产生“鲶鱼效应”，自觉将贯彻落实精神同做好本职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每个党员干部都要勇于担当，牢固树立落实工作和抢抓机遇的责任意识，立足自身工作实际，细化目标任务，落实工作责任，加大考核问责，全面推进十八精神的贯彻落实。
三、树立群众意识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每个党员干部都要树立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群众意识。在工作中，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积极为人民群众办实事、解难事，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赢得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支持。“群众利益无小事”，要积极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防止“翁安事件”重演。牢记““两个务必”，始终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进一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四、树立自律意识
所谓自律，就是以积极而主动的态度，去解决人生痛苦的重要原则，说白了就是要自己能够管得住自己。多次强调指出，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都要严格要求自己，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 现在，许多党员领导干部参加社会活动多，与各类人员打交道多，个人支配的时间多，如果不主动强化接受管理监督的意识，自我放纵，拒绝接受监督，很容易陷入迷途，甚至自毁前程，身败名裂。胡长清在悔过书中的自白，确实从反面给我们敲了警钟。作为共产党员，一定要在不断增强自律意识的同时强化接受监督的意识，不仅“八小时”之内接受监督，还要自觉把接受监督的范围延伸到“八小时”之外，从“工作圈”延伸到“生活圈”、“社交圈”。只要能做到不该去的地方不去，不该拿的东西不拿，不该碰的人不碰，最终一定会平安无事。因此，领导干部应常以“为官当自律，甘心清贫，不触高压线;做人须正己，诚信守法，勿打擦边球”自勉自警。树立危机意识。每个党员干部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党面临着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危险。因此，每个党员干部都要自觉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善于应对种种困难和挑战。牢固树立不进则退、落后就要挨打、脱离群众就要“下台”的危机意识，自觉抵制各种消极腐败，时刻做到自省、自警、自励，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五、树立大局意识
大局意识是一种精神，一种气概，一种境界。古人云“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隅”。学习贯彻精神，既要立足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又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培养敏锐的政治意识，像望远镜一样看得“远”，像广角镜一样看得“宽”，像显微镜一样看得“真”，自觉服从服务于整个地区、整个国家的大局，从而形成推动工作的合力。这样才能有效克服部门利益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小集团主义等狭隘思想的束缚，提高执行政策的自觉性、主动性和有效性。
六、牢固树立法治意识
各级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切实增强遵法、学法、懂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自觉地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真正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
“为政贵在行”。只有每个党员干部率先垂范，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狠抓落实，确定的宏伟蓝图才能顺利实现。
20_年目前意识形态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与对策通用三
意识形态是系统地、自觉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它体现特定阶级或社会集团的根本利益，是一个政权执政合法性的来源。苏东剧变后，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敌对势力从未停止过在意识形态领域尝试对我国进行颠覆，意识形态阵地的丢失意味着发生动乱甚至丧失政权。因此，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核心任务，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至关重要。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坚持正确导向，提高引导能力，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在任何时侯、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松懈。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原则有两条：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坚持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二是在文化领域贯彻原则，贯彻“双百方针”，用民主的方式解决思想问题，维护社会稳定。提出了“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全国知识分子会议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判定等。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理论与政策并没有很好落实。同时意识形态的地位和作用被无节制拔高和夸大，对马克思主义的随意肢解和意识形态的严重僵化。就文化和意识形态运行看，主要采用“大鸣、大放、大字、大辩论”的群众运动和政治批判的方式。就知识分子政策看，也出现了严重偏差，特别是“文革”十年，对知识分子从政治批判发展到剥夺他们从事脑力劳动各项工作的权利，使知识分子从整体上由“改造对象”沦为“专政对象”。可以说，当时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并没有体现真正意义上先进文化的内涵，相反，文化理论准备不足和过度动员铸成了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深度混乱，带来的灾难是空前的，教训是沉重的。
1978年之后，面对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邓小平同志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发展目标。抓经济、保稳定，在指导思想上坚持高度统一，用坚定的理想信念团结人民群众，重视宣传和思想教育工作，成为这个时期意识形态工作的着力点。改革开放初邓小平就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此后，党中央又相继提出“三个面向”、“四有新人”和“四项基本原则”等基本原则与策略，在最广大民众中形成了巨大的精神感召力。而且，邓小平很重视知识分子在文化和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作用，早在1977年他就提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并不时告诫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同志说：“作为灵魂工程师，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的旗帜，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讲演、表演，教育和引导人民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坚信和党的领导，鼓舞人民奋发努力，积极向上，……为伟大壮丽的事业而英勇奋斗。”尽管如此，1980年代后期中共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工作还是有所失误，主要是对广大民众，特别是对青年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忽视”，导致出现一定程度上意识形态领域的被动局面。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种社会思潮不断涌现，我国的意识形态工作也在探索有过程中逐渐完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坚持，坚持党的领导，江泽民同志指出：“如果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指导思想上搞多元化，势必导致人心大乱、天下大乱，给党和国家带来灾难。”二是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我们党不断提高解读现实问题的理论创新能力，在改革开放中起到了凝聚人心、鼓舞斗志的作用。三是坚持对外开放的同时，防范和平演变。胡锦涛同志提出要建设，就是希望起到引领社会思潮、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和主动权的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多次联系宣传思想领域、国家安全领域的重大问题，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至关重要性，强调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这一思想对正处于意识形态活跃期、社会矛盾复杂期的当前社会，如何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绝对领导，每个公民该如何自觉坚守意识形态阵地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的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只有找出症结，改正错误，发扬优点，才能在意识形态交锋中立于不败之地。
(一)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作为主导意识形态有被弱化的趋势
意识形态的核心是信仰，理想信念是坚守精神家园的力量源泉。当前，国人的理想信念意识有淡化的趋势，能够准确讲出理想信念是什么的人越来越少，或是将理想信念等同于宗教信仰、人品修养或道德底线，认为干好工作，当个好人，就算有理想信念了。这种观念不能说不对，但理想信念不仅是这样，它是马克思主义理想和共产主义信念，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目前，党员干部队伍中也有理想信念产生偏差的群体，参教信教、求神拜佛等行为，就是思想上缺乏信念支撑的表现。
党员干部对理想信念热情减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外来文化的冲击，不良风气的影响，思想防线的松懈，经济利益的腐蚀，理想与现实的反差等等。最根本的是在信仰方面发生了变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日益泛滥，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被淡化。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不信马列信鬼神，对缺乏信心;一些党员干部法治意识、纪律观念淡薄;一些地方和部门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问题屡禁不止曰;部分党员干部党员意识淡化、先锋模范作用不明显;有些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讲原则、不负责任、言行不一、弄虚作假、铺张浪费、奢靡享乐，个人主义突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发生的腐败案件影响恶劣，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3]
(二)西方国家和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图谋
要颠覆一个政权，敌对势力往往会将意识形态作为突破口，从搞乱人的思想入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因经济科技优势，其文化在比较中处于强势地位。而且对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渗透历来就“是美国维持其霸权地位所必须实施的战略”。[4]苏东剧变原因错综复杂，但西方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当前社会，西方国家以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强大的经济实力，在世界政治话语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像对付苏联一样不断对我国进行思想渗透，极力宣扬其价值观念。无论是遏制政策，还是接触政策，目的都是促使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根本改变。这种“文化帝国主义”必然影响中国主导意识形态与价值体系的良性运行，因为“运用政治和经济的权力，宣扬并普及外来文化的种种价值和习惯，牺牲的却是本土文化”。[5]
在具体操作层面，他们极力宣扬“淡化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人权高于主权”，宣传所谓的普世价值，标榜资本主义的民主与自由。美国的富布莱特计划，以文化交流为契机，处处对其他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大量国外产品、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进入中国，出国留学、旅游、经商的人越来越多，外来文化和价值观念对国人，特别是青少年的思想形成巨大冲击，忽视政治、追求财富、追逐自由成为当下的热潮。
(三)网络舆论对意识形态领导权、话语权的挑战
中国的互联网兴起不过十几年时间，但是发展迅速，目前已经是世界上网民最多的国家。网络的交互性和便捷性让很多想利用和影响社会舆论的人看上了这块阵地。我们打开网站、登上微博、微信和论坛，经常能看到一些说得头头是道，细想却经不起推敲的言论，比如一些微博大v点赞并不断转发的宣传普世价值、丑化和污蔑现有体制的段子，还有一些道听途说、人云亦云的谣言。阿尔温·托夫勒说过:“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的人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和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6]信息可以跨越国界流动，网络成为超越国家界限和意识形态阵地的“超国家领域”，重视网络阵地的话语权和领导权，意义等同于守卫国门。有资料显示，目前国际互联网上的信息90%以上是英文信息，其中80%以上由美国提供，中国的网站仅占世界独立域名网站总数的0.07%，网络信息输出量仅占全球互联网信息总流量的0.05%，而美国输出、输入流量两项指标均超过85%。由于这种巨大的“数字鸿沟”，西方发达国家控制着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凭借信息技术和网络优势将其意识形态、价值理念强加于人，使受众不可抗拒地对西方文化产生亲近感、信任感，从而实现其“和平演变”的目标。网络上巨大的信息流使任何监管措施都难以保证言论的绝对和谐，根据传播学定律，听到正面消息时，只有不到一半的人相信，相信的人也只会向周围的三到五个人传播;听到负面消息时，超过七成的人会立刻相信并向周围的八到十二个人传播。这些因素的叠加，造成了正面消息不出门，负面消息传千里的网络舆论现状。
(四)社会价值观面临着各种思潮的冲击
社会价值观即人们对好坏、善恶、得失、美丑等的评价标准、观点态度和行为选择。价值观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决定着人们的思想取向和行为选择。现阶段的中国，社会价值观错综复杂，总体上是积极的、进步的，但也在一些社会群体中甚至出现了是非不分、美丑不辨的严重社会现象。[3]
1.不良风气的影响：随着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同时，一些不良风气，如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开始蔓延，匪夷所思的社会现象层出不穷。比如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在中国本已传承千年，但自从彭宇案后，孩子出事不敢救、老人摔倒不敢扶，由于害怕出手相救后可能面临的讹诈，在需要助人的时候袖手旁观、步步退却。
2.消费主义、金钱至上观念的蔓延：崇尚节俭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现在也受到了冲击，许多人把高消费看做人生的追求，把拥有巨额金钱看做快乐的前提。渴望发家致富没有错，但如果不靠诚实劳动和自身努力，而是不择手段、巧取豪夺，就与党和国家倡导的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取向相去甚远。还有一些人，富裕之后修建庙宇、烧香拜佛，大行封建迷信之风，与无神论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背道而驰。
3.文化糟粕的泛滥：基于经济学中劣币驱逐良币的理论，很多文化创作单位仅以盈利为目的，文化产品完全被商品化，致使低俗文化泛滥，一批格调不高、不审美反审丑的娱乐节目占据了黄金时间，一些学者著书立说只为博眼球、捞资本、争名利，甚至依附于外来资本和政治势力，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祸根。
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解决中不断出现的具体问题。
(一)在意识形态领域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
*8·19讲话中着重强调，要坚定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中国和世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所有能保持长期稳定的国家，指导思想都是一元化的。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民主路线”搞
意识形态多元化，结果民心乱了、国家亡了。前车可鉴，我们在意识形态上必须站稳政治立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源于历史、基于实践，是中国人民的选择，是经过几十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证明的。
意识形态工作最大的问题之一在于将马克思主义高置神坛之上。党的理论创新生机勃勃，但大众化、普及化和国际化程度相对较弱，往往只体现在文件中、报告上、还有领导讲话里。语言深奥晦涩，别说群众不爱听，党员干部听起来都费神。意识形态工作要“入耳、入脑、入心”，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将服务群众与引导群众相结合，把满足需求与提高素养相结合，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中的先进典型和动人事迹。在对外宣传上，传播好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对负面舆论和不同声音不能装作看不见、听不到，要积极为群众解疑释惑、澄清误区，积极开展的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
(二)以引导多样化的社会思潮
核心价值观是一个社会意识形态的主体和灵魂，对社会意识和社会思潮具有强大的引领和整合作用。[3]是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十八大报告中首次以三个倡导概括核心价值观。20_年2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并发表了《人民有信仰国家才有力量》社论，将核心价值观比作“中华民族的精神之钙”。过去，在世界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竞争中，中国处于防御态势，面对各种错误思潮仅仅是批判，甚至因怕扩大影响而回避谈及。24个字，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都涉及到，可以各取所需，照顾到各个社会层面的人不同的精神需求。人民群众向往美好生活和正能量，核心价值观承载的就是正能量，只要广泛传扬，一定会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使他们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中，坚定立场、明确方向，坚持正确的道路。
(三)注重网络和社会舆论的引导，营造和谐文化
网络和社会舆论管理上，重要的是疏而不是堵，古代就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说法，现在这种媒体泛滥、信息爆炸的时代，平面媒体、网络媒体，中国媒体、境外媒体，都在想方设法地挖新闻、夺眼球，一旦找到负面消息，爆料都怕来不及，怎么会帮着隐瞒。我们只能对舆论进行合理的引导，引导舆论的关键在于信息公开，绝不能因为真实消息是负面的，怕造成不良影响而隐瞒。如果藏着掖着，让人任意揣测的话，以媒体丰富的想象力，可能会演化出比事情真相负面无数倍的不实消息。
以主流意识形态引导舆论，还要提高效率。宣传部门要把宣传和管理的方向向网络延伸，推动党报党刊、新闻媒体、电视台等发展传统业务的同时，加快数字化、网络化、移动化转型升级;和网络平台建立合作关系，通过他们进行网络舆论监督和不实信息的删除、屏蔽;在原则性问题上，主流媒体要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对网络上、社会上的热点问题，对突发事件加强引导。通过政府网站和政务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及时准确地发布信息，抢占网络舆论的先机。
(四)党员干部要重视理论学习，加强意识形态能力建设
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重点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新形势下的新问题，并给人民群众一个令人信服的解答。所以，*强调，党员干部要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看家本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多学习理论，多看经典著作，增强理论素养和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增强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底气。有一种说法是现在的领导干部理论水平不如过去，是学习机会少吗?应该不是，现在的党员干部有更多培训和学习的机会。是学习内容少吗?应该也不是，书店里有各种理论书籍，各级党校、干部学院的培训课程不断更新。还是思想上不重视，过去很多老党员、老领导把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看十几遍甚至几十遍，所以他们党性强、讲政治，理论水平高。今天的党员干部要继承老一辈的精神，学习******，培养世界眼光，增强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
我国作为，在坚决抵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的同时，也要积极吸收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的幸福安康和的繁荣发展。科学分析目前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问题、机遇与挑战，有助于增强意识形态安全的防御力，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增强意识形态的群众认同度，这对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和巩固制度意义重大，丝毫不可懈怠。
20_年目前意识形态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与对策通用四
大家下午好，我是海州区xx镇组织委员、副镇长，今天很荣幸的站在这里和大家一起交流‚社区‘大党委制’管理模式‛推广建设工作，接下来我就xx镇‚大党委制‛的建设情况做简要汇报：
社区‚大党委‛成立的目的是通过组织共建、资源共享、实事共办、和谐共促，有效整合社区优质资源，促进以服务群众为重点的社区建设、管理工作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xx镇依据《关于试行社区‚大党委制‛的实施意见》文件精神，于20xx年9月将南门社区党总支升格为社区党委，作为社区‘大党委制’管理模式在xx镇的试点工作。在取得良好效果的情况下，将社区‘大党委制’管理模式全面推广到我镇其余四个社区。接下来我以南门社区为代表来讲解我镇社区‘大党委制’管理模式推广建设工作情况：
一是以点带面，推动社区‘大党委制’管理模式建设。以xx镇南门社区作为“大党委制”管理模式推广的试点，在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对社区基层党建建设确实有效，确定适合农村社区发展实际这一前提下在今年全面推广到其余四个社区，达到社区‚大党委制‛模式在xx镇全覆盖，有力的整合了资源，提高了为民服务的质量，推动了我镇基层社区党建工作的建设。
二是一个中心四个基本点，创建基层社区党建建设新格局。以社区党委为中心，建设社区党支部、居委会党支部、非公企业党支部、片区党小组，实现了党组织全覆盖。并以社区党委为纽带，将社区内具有代表性的单位党组织负责人选聘为社区党委兼职副书记和委员，
如汪恕有滴醋长厂长汪宗遂，xx镇医院院长黄昌洋两人兼职副书记，打破了行政隶属关系，逐步构建了以社区党委为核心、以基层党组织为基础、以社区单位党组织为辅助的基层区域化党建工作格局。 三是建立便民服务中心，为民服务集约化。由于我镇经济落后，社区几乎没有集体收入，便民服务中心没有或者是房屋损坏严重。为提高为民服务的质量，我镇积极争取上级有关部门的资金支持支持，建立社区综合服务中心，打造‚一条龙办理、一站式服务‛社区服务平台，为辖区内的居民和单位职工提供劳动保障、家政服务等便民服务。南门社区社区大党委成立以来，已解决社会矛盾20余件，针对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现象，南门社区积极推行孤寡老人‚阳光服务‛和留守儿童培训活动，成立‚孤寡老人‛服务队，定期、定时去给孤寡老人服务，暑期举办留守儿童培训活动，帮助留守儿童安全、快乐的度过假期。
四是创新制度建设，推动基层民主建设规范化。不断完善制度建设，提升社区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在区‚双述双评双考‛制度基础上创建适合农村社区的‚双述双评‛制度，加强对社区党委班子成员的履职管理;建立社区党委工作制度，定期召开会议落实上级党委工作安排，商讨社区建设，落实社区党建;积极推行‚一委三会‛新模式，发挥社区党委核心作用，监事会、居委会、议事会的职能，构建社区自治新模式，推动社区民主建设规范化。
社区‘大党委制’管理模式完全适合农村社区的发展，通过构建社区“大党委”，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向心力、感召力和工作活力：
一是资源得到整合。基层社区党建新格局的创建，有效的把辖区内的资源整合利用，提高了为民服务的能力，促进了社区的和谐。如南门社区在孤寡老人‚阳光服务‛活动中整合了汪恕有滴醋长提供资金，xx医院免费体检服务、社区居委会组织志愿者队伍等，把不容易做的事情简单化。
二是党员作用得到充分发挥。社区大党委每月召开一次党委会议，研究执行上级党委的重大决策，部署社区党建工作，让党建工作常落实。并组织党员积极参与社区建设的每项工作中来，如创先争优、党员廉政教育等活动，时刻发挥党员的带头作用，践行为民服务的理念。
三是社区党委的凝聚力得到增强。社区‚大党委‛建设，打破了党员隶属单位、行业局限，可以使党员时刻奉献自己的力量为民服务，增强了党员的荣誉感和自豪感，使社区党委对社区居民的凝聚力和对社区公共事务的领导力、渗透力提高，夯实了社区建设基础。
四是密切的党群关系。通过开展‚爱心奉献日‛活动、孤寡老人‚阳光服务‛活动，留守儿童培训班活动，密切了党和人名群众的联系，让每位有需要帮助的人感受到了党的关怀，减少了社会矛盾和悲剧的发生，为构建和谐社区作出重要贡献。
社区‚大党委‛是一项创举，也是推动我区社区党建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目前我镇社区‚大党委‛管理模式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我们面对的社会形势也日益的复杂化、多变化，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加强制度建设，创新工作方法和手段，在实践中创新，在创新中村居基层党建的发展。
20_年目前意识形态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与对策通用五
毛泽东同志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绘就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能否顺利实现，关键在于广大党员干部能否团结带领广大人民，实现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为此，笔者认为，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要自觉树立“六种意识”，做学习贯彻精神的先行者和推动者。
一、树立学习意识
领导干部要把学习作为一种政治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思想境界来认识、来对待。人们常说“活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没学好” 社会在日新月异的发展，大家都面临着严峻挑战与考验，要增强提高学习能力的紧迫感、责任感、危机感，深刻认识提高学习能力的重要意义，树立科学的、正确的价值观，把学习作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党员干部树立学习意识，贵在行动。要减少应酬，多读一些好书，不能因为工作忙就忘记读书。据人民论坛杂志社在全国范围内所做的“万名党政干部阅读状况调查”结果显示，62.7%的受访者表示因工作太忙、应酬太多抽不出时间读书，33.4%的受访干部每周的读书时间为0～3小时。这种情况若长期下去，党员干部的素质就很难得到有效提高，干部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就会不断下降，最终为人民谋幸福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二、树立责任意识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责任是一种义务，一种使命，一种推动工作的动力。我国目前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是空洞的教条，而是事关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幸福美好的小康社会，要靠党员干部带领广大群众去实现，而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把自己当成“局外人”和“旁观者”。只有在广大党员干部的带领下，通过真抓实干，全国上下才会产生“鲶鱼效应”，自觉将贯彻落实精神同做好本职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每个党员干部都要勇于担当，牢固树立落实工作和抢抓机遇的责任意识，立足自身工作实际，细化目标任务，落实工作责任，加大考核问责，全面推进十八精神的贯彻落实。
三、树立群众意识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每个党员干部都要树立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群众意识。在工作中，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积极为人民群众办实事、解难事，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赢得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支持。“群众利益无小事”，要积极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防止“翁安事件”重演。牢记““两个务必”，始终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进一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四、树立自律意识
所谓自律，就是以积极而主动的态度，去解决人生痛苦的重要原则，说白了就是要自己能够管得住自己。多次强调指出，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都要严格要求自己，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 现在，许多党员领导干部参加社会活动多，与各类人员打交道多，个人支配的时间多，如果不主动强化接受管理监督的意识，自我放纵，拒绝接受监督，很容易陷入迷途，甚至自毁前程，身败名裂。胡长清在悔过书中的自白，确实从反面给我们敲了警钟。作为共产党员，一定要在不断增强自律意识的同时强化接受监督的意识，不仅“八小时”之内接受监督，还要自觉把接受监督的范围延伸到“八小时”之外，从“工作圈”延伸到“生活圈”、“社交圈”。只要能做到不该去的地方不去，不该拿的东西不拿，不该碰的人不碰，最终一定会平安无事。因此，领导干部应常以“为官当自律，甘心清贫，不触高压线;做人须正己，诚信守法，勿打擦边球”自勉自警。树立危机意识。每个党员干部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党面临着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危险。因此，每个党员干部都要自觉提高自身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善于应对种种困难和挑战。牢固树立不进则退、落后就要挨打、脱离群众就要“下台”的危机意识，自觉抵制各种消极腐败，时刻做到自省、自警、自励，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五、树立大局意识
大局意识是一种精神，一种气概，一种境界。古人云“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隅”。学习贯彻精神，既要立足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又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培养敏锐的政治意识，像望远镜一样看得“远”，像广角镜一样看得“宽”，像显微镜一样看得“真”，自觉服从服务于整个地区、整个国家的大局，从而形成推动工作的合力。这样才能有效克服部门利益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小集团主义等狭隘思想的束缚，提高执行政策的自觉性、主动性和有效性。
六、牢固树立法治意识
各级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切实增强遵法、学法、懂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自觉地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真正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
“为政贵在行”。只有每个党员干部率先垂范，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狠抓落实，确定的宏伟蓝图才能顺利实现。
20_年目前意识形态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与对策通用六
“四讲四有”是新时期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的新标准和新要求。如何把“四讲四有”要求落实在岗位上，践行在工作中，作为检验检疫系统基层一线的一名党员干部，应该始终坚持把纪律挺在前边，努力提升“五种意识”。
加强政治纪律 提升忠诚意识
政治纪律是党最重要的纪律，是党的全部纪律的基础。指出：“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最核心的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对检验检疫系统的党员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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