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范本(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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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范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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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揭示了我国文化发展规律,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唯一正确道路。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111)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协调发展。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一个民族要实现复兴,既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锲而不舍、一以贯之抓好精神文明建设。

文化是最需要创新的领域。“不日新者必日退”。在人类发展的每一个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成为时代变迁、社会变革的先导。要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努力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坚持守正创新,重点抓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始终反映时代精神、引领时代潮流。

2.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112)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就意识形态领域的许多方向性、战略性问题作出部署,从根本上扭转了意识形态领域一度出现的被动局面,使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了全局性、根本性的转变,巩固和发展了主流意识形态。同时要看到,意识形态领域仍不平静,斗争和较量有时十分尖锐。

历史和现实表明,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在意识形态斗争上,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必须取得全胜。必须高举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强大感召力和影响力的中华文化软实力。

党和国家指导思想在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占据统摄地位,必须持续加强理论武装工作。要做好做强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工作,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更好把科学理论转化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力量,更好统一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思想和行动。把坚定“四个自信”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键,宣传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辉煌成就,讲清楚成就背后的理论逻辑、制度原因,增强干部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底气。把凝聚民心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既解决实际问题又解决思想问题,更好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

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坚持和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坚持以立为本、立破并举,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各级党委要切实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发扬斗争精神,敢抓敢管、敢于亮剑,不做“骑墙派”和“看风派”,不做所谓“开明绅士”,不搞“爱惜羽毛”那一套。加强阵地建设和管理,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

(113)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首先要解决真懂真信的问题,核心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最终要落实到怎么用上来。要把研究回答新时代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为主攻方向,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着力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体现原创性、时代性,体现系统性、专业性。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形成有效支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传播中国思想。

(114)新闻舆论工作处在意识形态斗争最前沿,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办新闻网站。

党管媒体,不能说只管党直接掌握的媒体,而是把各级各类媒体都置于党的领导之下。要把党管媒体原则贯彻到新媒体领域,所有从事新闻信息服务、具有媒体属性和舆论动员功能的传播平台都要纳入管理范围,所有新闻信息服务和相关业务从业人员都要实行准入管理。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引导广大新闻舆论工作者自觉抵制西方新闻观等错误观点的影响,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做大做强主流思想舆论,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3.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

(115)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魂无定所、行无依归。能否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

在当代中国,我们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精神,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要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不断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基础。

(116)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核心价值观建设,说到底是人的思想建设、灵魂建设,聚焦的是造就具有正确世界觀、人生观、价值观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培养时代新人,要坚持立德树人、以文化人,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持续深化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不断提升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和全社会文明程度。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注重全方位贯穿、深层次融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成为百姓日用而不觉的行为准则。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引导全体人民自觉践行。坚持全民行动、干部带头,从家庭做起,从娃娃抓起。高度重视家风建设、学校教育,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广泛开展先进模范学习宣传活动,营造崇尚英雄、学习英雄、捍卫英雄、关爱英雄的浓厚氛围,推动全社会形成见贤思齐的良好风气。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体现到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共政策之中,转化为具有刚性约束力的法律规定。

(117)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

长期以来,一些西方国家把他们演绎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念鼓吹为“普世价值”,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推销,对那些不听命、不顺从他们的国家,更是挥舞价值观念的大棒进行打压。我们要警惕借所谓“普世价值”抹黑我们党、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文化传统的行为,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努力抢占价值体系的制高点。

4.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18)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他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人类文明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创造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

(119)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既不能片面地讲厚古薄今,也不能片面地讲厚今薄古,而是要本着科学的态度,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认真汲取其中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其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之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不意味着固步自封,闭上眼睛不看世界。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对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都应该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都应该积极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要坚持从本国本民族实际出发,坚持取长补短、择善而从,在不断汲取各种文明养分中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

5.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

(120)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举精神旗帜、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崇高使命。推动文艺繁荣发展,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

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长期以来,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各自领域辛勤耕耘、服务人民,取得了显著成绩,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创作迎来了新的春天,文艺园地百花竞放、硕果累累,呈现出繁荣发展的生动景象。同时也不能否认,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有影响力、人们普遍认可的好作品还是不够。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

(121)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文艺要热爱人民。一切优秀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源于人民,一切优秀文艺创作都为了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的方法是扎根人民。”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开展文艺创作,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

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要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从新时代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的主题、捕捉创新的灵感,深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

尊重和遵循文艺规律,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要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在艺术质量和水平上敢于实事求是,对各种不良文艺作品、现象、思潮敢于表明态度,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表明立场。倡导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要适应形势发展,抓好网络文艺创作生产,加强正面引导力度。

6.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122)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深刻改变着舆论生成方式和传播方式,给不同文化和价值观念交流交融交锋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现在,意识形态领域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往往因网而生、因网而增,许多错误思潮也都以网络为温床生成发酵,互联网已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

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国家政治安全、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谁掌握了互联网,谁就把握住了时代主动权;谁轻视互联网,谁就会被时代所抛弃”,“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要坚持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用得好是真本事,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提高用网治网水平,推动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

理直气壮唱响网上主旋律,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是掌握互联网战场主动权的重中之重。要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做强网上正面宣传,旗帜鲜明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团结、凝聚亿万网民,推进网上宣传理念、内容、形式、方法、手段等创新,把握好时度效,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更好凝聚社会共识。深入开展网上舆论斗争,严密防范和抑制网上攻击渗透行为,组织力量对错误思想观点进行批驳。不负责任的言论少一些,对我国社会发展、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123)伴随着信息社会不断发展,新兴媒体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必须深刻认识全媒体时代的挑战和机遇,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加快构建融为一体、合而为一的全媒体传播格局。

媒体融合发展是一篇大文章。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不是取代关系,而是迭代关系;不是谁主谁次,而是此长彼长;不是谁强谁弱,而是优势互补。融合不是简单嫁接,而是要尽快从相加阶段迈向相融阶段,从“你是你、我是我”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进而变成“你就是我、我就是你”。

全面把握媒体融合发展的趋势和规律,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要坚持一体化发展方向,实现各种媒介资源、生产要素有效整合,实现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管理手段共融互通,打造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坚持移动优先策略,让主流媒体借助移动传播,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務人民的传播制高点。探索将人工智能运用在新闻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中,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

(124)加强网络空间治理,构建良好网络秩序。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要依法依规加强网络空间治理,推动依法管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确保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提高网络综合治理能力,形成党委领导、政府管理、企业履责、社会监督、网民自律等多主体参与,经济、法律、技术等多种手段相结合的综合治网格局。加强网络伦理、网络文明建设,营造健康网络生态,使我们的网络空间更加清朗。

7.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125)文化软实力集中体现了一个国家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大国的发展进程,既是经济总量、军事力量等硬实力提高的进程,也是价值观念、思想文化等软实力提高的进程。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不仅关系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而且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形于中”而“发于外”,切实把我们自身的文化建设好。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加快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重心下移、共建共享,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和适用性,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大力推动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推动各类文化市场主体发展壮大,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和文化消费模式,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126)讲好中国故事是树立当代中国良好形象、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战略任务。近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国际社会对中国奇迹产生愈加浓厚的兴趣,渴望破解中国成功的秘诀。同时,国际社会对我们的误解也不少,一些西方媒体仍然在“唱衰”中国。在这样复杂的形势下,尤其需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的中国、立体的中国、全面的中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有本事做好中国的事情,还没有本事讲好中国的故事?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中国故事怎么讲?根本在于传播理念,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以我为主,融通中外。中国故事最精彩的主题,是讲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要主动宣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动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

讲好中国故事,是提高中华文化影响力的基本途径。要宣介优秀传统文化,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传播优秀当代文化,着力推动反映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价值理念、文艺精品、文化成果走向海外,努力进入主流市场、影响主流人群。整合各类资源,推动内宣外宣一体发展,奏响交响乐、唱响大合唱,把中国故事讲得愈来愈精彩,让中国声音愈来愈洪亮。

讲好中国故事,要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相适应的国际话语权。落后就要挨打,貧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形象地讲,长期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就是要不断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大问题。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要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完善国际传播工作格局,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让全世界都能听到并听清中国声音。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增强文化传播亲和力,让当代中国形象在世界上不断树立和闪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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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范本二

恩格斯说,“现代社会主义”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法国启蒙运动的伟大学者们的思想“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个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

法国启蒙运动的伟大学者之一——卢梭,就认为,社会不平等和一切罪恶的根源是私有制。私有制出现后,才有了贫富之分,社会上才出现了不平等,一切风俗道德败坏也随之而来。国家又把这种不平等固定下来。因此,他主张回到“自然状态”——人类社会初期的那种纯朴、善良,没有私有制,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中去。

法国启蒙运动直接促进了后来的法国大革命,及造就了后来的空想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是对启蒙学者的思想的极端成份、激进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卢梭虽然认识到了私有制是社会不平等和一切罪恶的根源,也喊出了回到“自然状态”(共产主义社会的原始形态)中去的口号,但他并不主张在现实社会里完全废除私有制,而只是主张均衡贫富,实行小所有制。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则不同,他们要在现实社会里也完全的、彻底的消灭“私有制”。

事实上,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至古以来就有着对美好社会和生活的向往和崇景的思潮。在中国有孔子的“大同社会”,老子的“小国寡民社会”等等;在西方有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等等。近现代的社会主义运动,只不过是这种思潮伴随着西方在近代的复兴,所引发的各种激进思想、激进运动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最彻底的发展。只是,它既然诞生在近代西方的土壤里,自然有着其特有的形态——社会主义。

在启蒙运动稍后,欧文接受了启蒙学者反对私有制的极端思想,并在他所领导的新拉纳克棉纺厂做社会主义的实验。欧文及欧文的追随者是在1827年被称之为社会主义的。但是欧文毕竟只是一个实践家——他通过实践的方式实验着社会主义,而不是通过理论。建立社会主义理论的任务则交给了马克思。

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的集大成者,他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并用它武装了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因此,他将他的社会主义学说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即有理论根据的社会主义,而不象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只是“空想”、而没有理论根据。当然,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只是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中的一支——但也是长的最大的一支。

何谓历史唯物主义呢?所谓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应用经济基础(物质因素)决定上层建筑(表现为精神因素)的观念,来分析人类社会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轨迹的理论。马克思认为,“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的交换(经济基础)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一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精神因素)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物质因素)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精神因素)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物质因素)中去寻找。”

在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中,马克思又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武装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他将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看作是一种辩证的发展过程,即由经济基础的两种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对立、斗争所引发的经济基础的变动,带动着上层建筑随之变动,从而推动着整个人类社会按照矛盾的对立统一、量变引起质变、否定之否定三大辩证规律而不断发展、变动。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和辩证法因素相结合又构成了他的辩证唯物主义。这是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并不像古代的原子论者和十七、十八世纪的机械论唯物主义者一样,是一个哲学性的唯物主义。而只是经济基础(物质因素)决定上层建筑(精神因素)的经济决定论思想,及物质能动性相结合构成的一种分析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的一种思维方法。

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正是应用他的历史唯物主义,从历史的角度来阐述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必将为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的理论。而不是对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设想的理想社会的模式进行发展和完善,丢掉其空想成份、将它置于现实可行的基础上的学说。因此,马克思的学说从本质上讲更应该是一种历史学说,而不是一种治国安邦的学说——即关于如何治理国家的学说。

历史学说和治国安邦的学说是有本质区别的。历史学说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中来阐述某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或必然性。而治国安邦的学说则不同,它是从分析现有社会所存在的各种弊端入手来寻找解决这些弊端的方法和措施。空想社会主义虽然看到了现有社会所存在的弊端,也在寻找解决这些弊端的方法,但并没有找到真正的、具体的措施。而只是通过幻想在空想未来的理想社会。

马克思的理论只是从历史的角度,用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来论述空想社会主义者们所幻想的理想社会的必然实现的一种历史学说。而没有丢掉空想社会主义者思想中的空想成份,把社会主义发展成为一种治国安邦的学说。这是各国的共产主义领袖们——列宁、毛泽东、铁托等,在利用他们的导师的理论夺取了国家的政权却不知道该如何治理他们的国家的根本原因。——毕竟,他们的导师只向他们阐述了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的必然胜利,却没有教他们如何治理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他们在具体的治理他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时,不知不觉的都回到了他们的传统的“治国模式”。社会主义苏联只不过是沙皇俄国的再现,社会主义中国同样如此。

事实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也是片面的。诚然,经济是任何社会的基础,上层建筑必须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但是,马克思一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在这里却将它忘记了;马克思也十分推崇辩证法,在这里却也不会应用辩证法。我们在这里可以用他的这两个观点来反驳他的历史唯物主义。

经济因素确实是任何社会的基础,上层建筑必须建立在它之上、必须与它相适应,但是上层建筑却有“主观能动性”,它能积极地、主动地改变它的经济基础,而不是消极地、被动地适应它的经济基础;另外,也正因为经济因素是基本因素、基础因素,所以上层建筑要比它更重要、更高等,这就尤如动物是人类耐以生存的基础,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人类要比动物更高等、更重要一样。

事实上,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它的任何方面都会对它的发展产生影响,因此,分析社会的发展变化应尽量的、全面的考虑到决定它的所有因素,特别是那些更为重要的因素——上层建筑。因此,社会主义即使能够实现,它也不是经济基础消极地、被动地决定的产物,而是上层建筑积极地、主动地争取的结果。启蒙学者所提出的“三权分立”、“民主共和国”等思想,以及马克思本人所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实际上都是上层建筑积极地、主动地追求美好社会的表现。

现实已表明,马克思的预言是错误的。社会主义并没有按他所预料的那样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取得胜利,而是在落后的俄国及中国等国得以实现。并且,这些国家所实行的也不是马克思本人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而只不过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公有制——生产资料的国有制而已。

社会主义为什么是在落后的俄国和中国等国得以实现,而不是在它的发源地——西方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呢?我认为,其根本原因是,这些国家都是集权制国家。集权制国家的特点是国家的权力要大于人民的权力,或者说是“国强民弱”的国家,社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袖,而不是人民。在这样的国家里,只要国家的领袖相信共产主义、愿意实行公有制,国家是有足够的能力剥夺他们的人民的私有财产,并将其转化为国家的财产的。而在西方则相反,西方国家具有浓厚的民主意识,人民的权力要大于国家的权力,是“国弱民强”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社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民,而不是领袖或国家。但实行公有制则意味着国家要剥夺人民的私有财产,因此是很难得到他们的人民的赞同的,所以社会主义是很难在西方国家实现的。另外,这些国家当时正受到西方文明,这样一种与他们本国的文明存在很大差异的文明的强烈冲击,因此在短期内最适合接受一种既属于西方文明,同时又反对西方文明的思想。社会主义正是这样一种思想。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伴随着西方的向外扩张而被传到这些非西方国家的。由于社会主义具有强烈地反资本主义情绪,而这种情绪很容易上升为反对整个西方文明——因为在社会主义者看来整个近现代西方文明就是由资本主义创造的,所以非常适合这些国家的口味。再加上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领袖们的艰苦努力,及充分利用了这一特殊形势,才使得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得以实现。

这些国家为什么又只实现了公有制,而没有实现马克思本人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呢?我认为,这不能怪各国的共产党领袖。因为,这些共产党领袖都是非常虔诚的相信他们的导师的理论的,都是真心实意的想实现他们的导师的理论的。而只能怪他们的导师的社会主义理论,没有丢掉空想社会主义者们的社会主义理论中的空想成份,没有把社会主义发展成一种治国安邦的学说。这些空想成份是不可能在现实社会实现的,因而需要各国的共产党领袖在实际治国中与现实结合起来,去创立自己的社会主义。然而问题在于,政治家们需要思想家们为他们提供治国思想。因此,这些共产党领袖都只能从其受到深刻影响的传统中去寻求治理国家的思想,尽管他们本人是不情愿的、无意识的。这也就是,社会主义苏联与其说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国家,还不如说它更象传统的沙俄帝国;社会主义中国则更象传统的大清帝国的根本原因。但是公有制却不同,公有制只是意味着财产归国家所有,而不是归哪一个人所有,是可以在现实社会中实现的。

现在看来,马克思当时所看到的预示着资本主义正在走向崩溃的各种危机,只不过是资本主义诞生初期的阵痛而已。现今,资本主义反而越来越稳定,这恰恰说明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成熟期。

这样,社会主义不就真的成了人类历史上的一场闹剧了吗?马克思用了一大套理论(历史唯物主义)来论证社会主义的必然胜利,各国的共产党领袖真心的相信这些理论、想实现这些理论。但是当他们通过艰辛努力终于取得了国家的政权、准备实施他们的导师的理论之时,方才意识到他们的导师的理论只是一种历史学说,缺乏治理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因此,他们只能无意识的从其受到深刻影响的传统中去寻求治国安邦的思想。当他们经历了多次失败之后,他们的继承者终于认识到了这一切之后,又不得不转而向西方国家寻求治理国家的思想。

其实也不是这样,而只是说社会主义要想真的取得成功的话,它就必须丢掉其中的空想成份,发展成为一种解决社会弊端的治国安邦的学说。

当然有人会说,如果社会主义真的成了一种解决社会弊端的治国安邦的学说的话,它很可能会丢掉社会主义的本质,也不会那么美好了。我要说的是,如果治国安邦的学说必须丢掉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话,我就会反对社会主义,并且也会认为它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事实上,我认为我所理解的治国安邦的学说没有丢掉社会主义的本质,因此我认为社会主义是可以实现的,并且也赞同社会主义。至于说社会主义成了治国安邦的学说就不会那么美好了。我则认为这种说法是荒唐的,因为一种解决了所有社会弊端的社会本身就是最美好的。当然,我们不能指望在现实世界中实现那种绝对完美的社会,而只能尽量的努力趋近这个目标。因此,我们也不能指望社会主义成为一种尽善尽美的社会,而只能希望在现实社会中尽量的趋向于完美。

那么,何谓社会主义的本质呢?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的本质可以定为,“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美好社会。”因为社会主义产生的思想根源是,人们对美好社会的崇景和向往。并且它继承了启蒙学者的激进思想——他们认为社会的不平等和一切罪恶的根源是私有制,只有消灭了私有制、实行公有制,美好社会才能实现。因此,这应该是所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思想必须遵守的共同标准和最核心思想。苏东等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实现了公有制,但是并没有消除社会的诸多弊端,并且也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有制,而只不过实现的是生产资料的国有制。因此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

人们通常会用这样的理由来反驳公有制从而反对社会主义:在公有制国家里,企业是属于公家的或国家的,因此企业的管理者和职员都不会为真心为企业效力,反而常常会“以公给私”,为了个人的利益而损害企业的利益。在私有制国家里则不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在私有制国家里企业是属于个人的,既使职员不会自愿的为企业效力,但是企业的所有者一定会为企业效力,从而可以用一套完善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来约束职员的行为迫使其也为企业效力。从而促进企业的发展。而企业又是国家的基本单位,它的利益在整体上就是国家的利益。因此,他们认为公有制不利于社会的发展,私有制则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这种观点是经不起辩驳的,因为对国家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常常是那些有几十、几百万人的大企业,在这样的企业里,私人老板是根本不可能监督到每一个人的。对于企业的一般职工来说,企业是属于公家的或哪个私人老板的都一样,反正不属于他们自己的。因此,只要有可能,他们都会“以公给私”的。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公有制企业并无差异。所以,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制)企业搞得不好,并不是由于公有制本身造成的。而是因为它们的企业管理制度都是传统的官僚制度的延续,这种官僚制度具有很多的惰性。比如,没有一套有效的激励机制、监督机制等等。

另外,我们知道,在人类史上最大的私有制形态是君主制国家。为君主制辩护的人们也常常用这样的理由:他们认为在君主制国家里,由于整个国家是都属于君主本人的,因此他们当然会为自己的国家尽心尽力。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在君主制国家里更多的是那些只知贪图享乐的昏君。因此,并非财产属于自己的,自己就会珍惜,而是和人的素质有关。对于那些素质高的人,他们会把整个国家的利益当作个人的利益。对于那些素质低的人,他们的利益只是自己个人的享乐。我们将私有制形态从国家下降到企业,道理也是这样。

因此,说私有制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公有制有碍于社会的发展是没有道理的。真正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的,其实既不是私有制,也不是公有制,而是那些素质高的人。问题在于,私有制会阻碍素质高的人的成长。因为,实行私有制就意味着一个人不论其素质是高,还是低,都能够理所当然的继承其父母的基业。假如,一个素质高的人出生于那些社会地位低下的家庭,就意味着其先天环境将非常不利于他的成长。相反,一个素质十分低下的人如果出生于名门望族,则意味着他不需要通过任何努力就能够成为名门望族。更严重的是,在私有制国家里,通常会形成许多维护名门望族的利益的制度,这些制度会极大的阻碍那些出生寒微的人的成长,尽管这些人很可能会很有天分。人们之所以提出公有制,其实正是为了解决私有制的这些弊端。这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得以兴起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我们可以把发展到如今的人类社会史,看作是一部血缘治国与能力治国相互斗争的历史。在人类社会的初期,血缘关系是比较淡薄的。父母将子女养到一定程度就会抛弃他们,让他们自由成长。因此,当时的情况是那些越强状的、越有能力的人越能在众人之中取得支配地位。因此,当时是遵循达尔文的“强者生存,弱者灭亡”的进化原理的,实行的是“能力治国”。

但是,由于人类初期的自然环境也是较恶劣的,因此当时的人类更需要的是团结起来以集体的力量来对付恶劣的自然环境。而在当时,加强血缘关系是加强人类团结的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因为血缘关系反映的是人类繁衍网络的网络关系,是一种能非常自然的形成的基本关系之一,加强血缘关系自然就能加强这个网络的团结,从而加强人类的团结。因此,人类初期也是血缘关系逐渐加强的时期。

人类血缘关系的加强,是通过逐渐确立财产继承权和社会地位的继承权,这两大措施来实现的。也就是说,是通过逐渐确立子女继承父母的财产或社会地位(官职、权力等)的权力的方式加强的。我们可以将国家允许子女继承父母的财产和社会地位,并通过各种法律措施、政治措施等保证其实施的社会称之为血缘治国的社会,并将这些措施统称为“血缘治国”。因此,人类的初期也是血缘治国逐渐战胜能力治国的时期。

血缘治国的加强和实施,使得有才能的、创立了极大基业的人,在其生后自然的将他们的基业转交给他们的子女,而不是转交给和他们同样有才能的。然而问题在于,人的能力并不具有遗传性,它是变异的产物。并不是越有能力的人,其子女也越有能力。因此,当一些能力低下、只知贪图享乐的人继承了他们的有能力的、创立了极大基业的父母的基业之后,由于他们没有能力及素质的低下,不能管理好其父母的基业,因此他们的父母辛辛苦苦创立的基业不可避免的会败落在他们的不孝子孙手里。

与之相反,那些出生寒微、但却颇有能力的人,他们则能够在社会环境有利于其发挥才能的条件下通过艰苦努力逐渐创立起自己的基业。然而,由于他们生活在血缘治国的社会里,通常也会遵循血缘治国的原则,将其基业转交给其子女。这样他们的家族也逃脱不了败落的命运。这实际上是家族和血缘治国的国家兴亡的根本规律。当然,如果社会环境不利于他们发挥才能,他们则只能终生苦其生不逢时、人生不得志,而痛苦的死去。

因此,血缘治国是有一个顶点的,当它达到顶点之后就不可避免的走向衰落。毕竟,人类总体上还是必须遵循达尔文的进化规律——“强者生存,弱者灭亡”的。因此,只有那些在血缘治国不能适应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的时侯,能够迅速转变的国家(家族也是这样)才能更容易的兴起,并对那些没有迅速转变的国家构成压力迫使其也转变过来。这样,能力治国又会逐渐取代血缘治国。

血缘治国的顶点在中国是西周社会,在西方则是梭伦改革前的雅典(后来的中世纪欧洲的浓厚的血缘关系主要是外族入侵带来的,而不是血缘关系的复归)。那时,子女不仅可以理所当然的继承其父母的财产,还可以理所当然的继承其父母的社会地位。但是,在中国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大规模的社会动乱之后,除了帝王将相,一般人都不能直接继承其父母的社会地位了;在西方经历了梭伦改革之后,这种直接继承父母的社会地位的权力也被消除了。尽管父母还是可以对其子女提供很大的间接帮助。但还是普遍的保留了子女继承其父母财产的权力。

如果我们将子女具有直接继承父母的社会地位的权力的制度称之为政治私有制,而将子女具有直接继承父母的财产的权力的制度称之为经济私有制的话,那么,现今的世界普遍所存在的只是经济私有制。

其实,所谓的私有制不是指别的,不是指财产或社会地位归哪一个个人所有,但不能转让给其子女的个人私有制。而是指建立在财产继承权或社会地位继承权基础上的家族私有制。因为,如果财产或社会地位仅归个人所有,而不能转交给其子女的话,这种私有制在其所有者的生命结束的时刻也就结束了,而不可能得到发展壮大。因而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如果从这种角度来看公有制,我们将发现前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有制。因为,这些国家都存在财产继承权。而只不过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国有制吧了。

随着政治私有制的废除,血缘治国也受到了极大削弱。但是,经济私有制还是会对社会的发展起着很大的阻碍作用的。因此,只有连经济私有制也消除掉,并在实际治国之中尽量的削弱父母对子女的间接帮助。让每个人都在平等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努力、凭借各自的才能在社会上立足,才会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而废除经济私有制,就只能实行公有制、实行社会主义。因此,社会主义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但不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规律),是必然会胜利的。事实上,社会主义的兴起正是这种发展趋势在近代西方的反映。

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并不会象马克思所说的必须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才能得以实现。因为,私有制早在血缘治国达到顶点之时就已经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只是由于历史惯性的作用——一种在先前历史的某阶段兴起的事物,它不可能在以后的发展中一下子消除的一干而净,而只能一步一步的消除,并且越是那些重要的、根本性的东西其惯性越大——它才维持到现今。消除私有制的可能性,取决于这种惯性的大小,及消除因素的强度及持续的时间和上层建筑的能动作用。

私有制的惯性无疑是很大的,但是由于削弱它的因素(它不利于社会的发展)也持续了很长时间了——早在中国的西周时期、西方的梭伦改革前期它就存在了,并且那时给了更大的打击——政治私有制比经济私有制更重要。因此,消除私有制在现今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上层建筑的能动作用。当然,由于东方国家是“国强民弱”的国家,西方国家则是“民强国弱”的国家。因此,社会主义在东方要比西方更容易取得成功。这也是社会主义在落后的俄国和中国等国首先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的失败,并不是由于社会主义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而只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失败。因为,正如我们前面说的,社会主义本身就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以消除血缘关系所残留下来的经济私有制为核心任务的运动。但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充满了太多的空想成份,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的失败,实际上是空想主义的失败。当然有人会说,你前面不是说过这些国家实行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吗?这里怎么又将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的失败归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失败呢?我认为,正因为如此,所以更增加了马克思的悲剧性——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悲剧到了根本没有得到真正实行。

由于社会主义的核心思想——公有制思想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此,尽管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的失败了,我们还是必须去努力实现社会主义。当然有人会说,社会主义已经失败了,我们再到哪里去实现社会主义呢?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还保存了,尽管也在私有化,但国有企业毕竟还是国家的命脉。另外,中国现今处于非常特殊的时期,中国至从鸦片战争之后就一直处于中西文化冲突、融合的时期。中国是一个具有伟大文明的国家,其文化自有其内在的优秀成份,是非常有可能和西方文化融合在一起,从而创立出一种比现代西方文化更优越的文化的。再加上社会主义这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思想,因此,现今的中国实际上可以将三种伟大的精神——现代西方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及社会主义融合起来,从而创立一种伟大的新型文明。当这种新型文明创立出来之时,中国也就建立了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让我们为这种新型社会主义的到来而共同努力吧!

最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范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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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任务,完全符合我国的实际。**州是一个典型农业地区。如何贯彻落实五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我认为,**州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做好三篇文章:

一、以贯彻五中全会精神为主线,加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

1、高度统一思想认识,动员全党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深入学习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加深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解,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激发建设新农村的动力和热情。各级各部门必须从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带着感情抓好新农村建设工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导力量和主力军是广大农民,要广泛发动并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引导他们自立更生、艰苦奋斗,用双手创造美好的家园。

2、科学制订“十一五”农村发展规划,不断完善促进农村发展的政策措施。要按照“二十字”方针的要求,立足**实际,科学制订新农村建设规划,完善各项政策措施,形成一套完整的促进农村全面发展的政策体系。编制规划要把握好三个原则:一是发展为重的原则,必须突出经济发展在新农村建设中的领先位置。二是统筹协调的原则,必须十分注意经济发展与民主法制、文化建设的协调发展问题。三是实际可行的原则,必须切合实际制订目标及指标体系,从群众最愿意、最迫切需要而又能做成的事情做起。

3、要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切实增加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的资金投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仅靠农业、农村和农民自身的积累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逐步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要调整城乡利益分配格局和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支持力度,形成一个合理的公共财政政策体系。重点加大五个方面的支持力度:一是加大对包括道路交通、信息网络在内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二是加大对治理和保护农村自然环境的支持力度;三是加大对发展医疗、养老等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支持力度;四是加大对发展农业生产、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的支持力度;五是加大对发展农村教育事业的支持力度。

二、以农村经济社会全面进步为目标,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1、切实改善农村基础设施。一是围绕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切实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要进一步突出病险水库治理、大型灌区建设和沟渠配套;加大基本农田保护力度,坚决遏止乱占耕地的行为,实施好耕地资源开发项目;加大中低产田改造力度,实施沃土工程,提高耕地质量,大力推广集雨节水旱作农业。二是要围绕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切实加强道路交通、农村电网、信息网络、集贸市场等基础设施建设。三是要围绕改善农民生活条件,切实加强农村科教文卫基础设施建设。

2、要大力发展农业农村经济。一是要大力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要制定好产业发展规划,真正做到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推进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建设具有**特色的区域优势产业。二是要加大对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要用工业化理念谋划农业,集中力量扶持龙头企业,大力发展绿色食品加工业和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休闲食品加工业。同时,积极发展旅游观光农业。三是要切实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要加大生态家园富民工程实施力度,全面治理工业企业对农业生态环境的污染,大力推广生态农业模式和新型环保生产技术,认真实施“无公害农产品行动计划”,打造具有**特色的绿色有机食品品牌,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四是要积极培育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要培育并支持组建跨区域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或产业联合会,健全和完善运作机制,最大限度地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增强农民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五是要继续全力推进农村扶贫开发。要拓宽扶贫思路,创新扶贫模式,按照整村推进的要求,适当集中财力,着力改善特困村的贫困面貌,努力减少贫困人口数量。要加强对贫困农民的思想教育,激发他们战胜贫困的斗志。六是要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要通过采取积极培育和发展劳务中介组织、认真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切实搞好维权服务等措施,做大做强劳务经济,促进农民增收。

3、要努力保护农村良好生态。一是要认真落实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正确处理发展农业生产与保护和建设农村生态环境的关系,建立与完善能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体制。二是要大力发展生态农业。运用生态学原理和系统科学指导农业生产,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和现代管理手段,生产无公害、无污染、安全、优质、营养的健康食品。三是要建立和完善保护农村生态的机制。建立健全一套能够及时、准确反映农业发展与生态环境变化信息的动态监测与预测、预警体系、农业科技研发推广体系、农产品市场价格信号体系、农业行为规范体系、农业生态化经济体制与管理体制、生态农业发展综合决策体系等。四是大力实施生态建设项目。要继续抓好以退耕还林、“四边”绿化、小流域治理、生态环境整治、沼气池建设等为主的生态恢复工程、水土保持工程、资源开发恢复治理工程、生态经济项目建设。五是要增强全民保护生态意识,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参与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

4、加快建设农村精神文明。一是认真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要坚持不懈地开展宣传教育,认真细致地做好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大力倡导基本道德规范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努力构建学校、家庭和社会相结合的农村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体系。二是积极发展农村群众文化。要结合地域和民族特点,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丰富和活跃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要切实加强农村文化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农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文化服务。三是广泛开展农村移风易俗活动。要大力倡导文明新风,破除不良风气,发扬农村文明传统,以文明乡风来促进农村和谐,推动农村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的发展。

5、不断完善农村社保体系。一是建立和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要科学确定和调整农村低保标准,合理确定低保对象,多渠道筹措低保资金,要加强农村低保管理机构和服务网络的建设。二是加快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大病统筹。要积极推进农村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增加各级财政对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形成农村合作医疗与农村卫生体制改革之间的良性互动,并努力扩大农村合作医疗和大病统筹的覆盖面。三是积极探索建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四是要认真解决进城务工农民社会保障问题。五是加强以县乡村敬老院、福利院、光荣院、孤儿院、残疾人康复中心等为主的社会福利设施。

6、积极推进农村民主建设。一是加强农村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要进一步加强乡镇政权和村民委员会建设,加强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努力壮大集体经济,切实增强基层政权带领群众致富的能力和为民办事的实力。同时,加强妇联、共青团等群团组织建设,发挥他们在新农村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二是积极推进村民自治进程。要健全村级组织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大力推行村务公开,完善村规民约,努力提高村民自治水平。三是切实保障农民基本政治权利。要贯彻落实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确保村民的政治权利和民主权利。

7、全力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一是建立完善信息预警、矛盾化解、组织保障、责任考核等维稳工作新机制,认真健全“一事一议”、村务公开等基层管理制度。二是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积极开展平安创建活动。三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多种形式的农村法律宣传教育和普法活动,提高农民群众的法制意识。四是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重点解决矛盾集中的问题。

8、全面提高农村人口素质。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培育新型农民,提高农民整体素质,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核心问题。一是普及和巩固农村九年义务教育。二是切实强化农民科技培训。三是兴办农业中学、农业职高、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等,五是努力稳定农村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三、以体制改革和自主创新为动力,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

1、加快形成农村发展机制。要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以体制创新和制度建设为重点,不断增强农村经济自主增长的活力,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重点要在三个方面下功夫:一是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长效机制。二是加快形成有利于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市场体制。三是加快形成有利于农村公共事业发展的促进机制。

2、全面深化农村综合改革。一是加快推进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推进新农村建设提供体制保障。二是加快推进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促进农村教育事业发展。三是加快推进县乡财政体制改革,完善和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改革县乡财政的管理方式。四是加快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五是加快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完善土地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健全土地征用程序和补偿机制,积极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流转,逐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六是积极推进粮食流通体制、“一事一议”制度等其他各项农村配套制度改革。

3、积极推进农业自主创新。一是按照强化公益性职能,放活经营性服务的要求,加快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确保其公益性职能的履行。二是调整科技管理体制和财政投入结构。三是提高农业龙头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要制定政策措施,支持鼓励农业企业建立科研机构、开展科技活动,扶持培育科技型农业企业,使农业企业尽快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四是搭建农业科技服务的平台,创新农业科技推广与应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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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范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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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研究领域里,“历史”标准是“美学—历史”这一“最高标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哪怕是偶然性的事件也会有其前因后果,都能在时间坐标轴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文学事件的产生、发展,同样也有它的复杂的原因与后果,这些事件必须置于文学史的长河中才能得以正确地解释和评价。但是,自从量子力学提出“测不准原理”之后,因果律受到了挑战。然而,任何科学原理,都有它自己的适用范围。“测不准原理”在特定的微观领域内也许是科学真理,但是,在宏观领域内,特别是在文学史这一大宏观领域内,它就不一定适用。研究文学现象,一般地说,应该从文学问题本身出发,以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国际、民族等各层次系统作为参照系,用历史主义方法去有比较、有方向地探索这一问题的前因后果,确定这一现象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从而正确地认识与评价这一现象。没有历史感的文学研究是见树不见林,是盲人摸象,这种“研究”必然要陷入肤浅的片面性之中。历史主义是文学研究的基石之一。

但是,在当前,随着我们的文艺学重心的转移,随着美学热潮的兴起,历史主义面临着“失落”的危险。而且,它是在这样一种状况下面临失落的:它的羽毛还未丰满,它还未走上顶峰,历史赋予它的这一轮使命还并没有完成。我们不但对于文学所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环境的历史,包括与文学相邻的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各层次各系统的历史尚有许多不明之处,而且,即使是对于文学史本身,包括文学的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特别是对于文学作品的个体和群落所产生发展的历史,我们又真正了解了(更不用说研究了)多少呢?

中国文学源远流长,作家多如繁星,作品浩如烟海,我们所必须掌握的与文学相关的系统的信息量更是大得惊人。我们不可能也不必要为了某一个特定的研究课题去遍翻可能相关的所有文献。因此,我们就必须有一种工具,一种能够帮助我们方便地把握时间之矢及其所及空间的工具。可惜,这种工具,对于我们来说,实在是太少了。如果说,自从本世纪初有了“中国文学史”这门学科以来,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我们有了许多部文学史论著,但是,却还没有一部完整的、系统的、工具性与学术性相结合的中国文学编年史,一本能够把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学史按时间顺序浓缩于有限载体上的工具书。当历史主义似乎要被视为一种次要的、过时的方法论的时候,我们甚至由于缺乏最起码的必要工具而无法全面地准确地掌握历史!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性的“幽默”。

就在历史主义似乎要“出师未捷身先死”,而美学、心理学、文化学、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等浪潮汹涌而来的时候,吴文治先生写成了一本大约并不赶时髦的书——《中国文学史大事年表》。

《中国文学史大事年表》上下两巨册计二百二十万字,上册已由黄山书社在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出版发行,下册也即将由该社编定付印。这部书上起春秋,下迄“五四”,以公元纪年和朝代纪年为顺序,分两栏分别记叙了文学背景和文学大事。举凡文学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文学家的生卒年岁,重要事迹,主要作品系年,文学家之间的交往,朝政对文坛的重要措举,国际间民族间的文学交流,文学流派和文学体裁的发生发展,以及文坛轶事等等,本书皆“钩玄提要,以简驭繁”(该书程千帆先生序中语)地采录于中。

中国文学史历经三千余年,其中可称为“大事”者,不下数万端。它们散见于成千上万卷古籍之中。我们知道,信息的有效量在于“有序”。茫茫书海,对于一个时间有限的研究者,并不能有效地提供信息。这本书则把三千年的文学史浓缩于二千余页书卷内,使数万件文学史事有序化,并以准确简洁的行文用语表达出来,从而为中国文学研究界提供了一个可以方便使用的容量大质量高的信息库。

如同在所有其他学科中一样,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历史主义方法与逻辑主义方法的统一,曾是我们所倡导所追求的理想方法。我们的文学研究,确实也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这种方法,并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但是,长期以来,文学研究界似乎对历史和历史方法重视不够。“文革”中抹杀历史,歪曲历史,是为著例。这样一来,从历史实际出发,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实事求是地从历史事实中得出结论,就很少见。由于历史主义的缺失,我们的逻辑主义也就成了干巴巴的条条,甚或被歪曲成为一种违反逻辑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学研究领域内,这种轻视历史和历史方法,从而导致历史主义和逻辑主义两败俱伤的学风,在新时期内不但没有随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而得到应有的彻底清算,相反,由于把历史作为逻辑的附庸这种对历史方法的不正确运用使我们对社会一历史方法本身产生了一时难以消除的误解,由于这种误解未来得及澄清便兴起了移植了许许多多匆匆上阵的新方法论,我们反而更加轻视以至几乎抛弃了历史方法。例如,庸俗社会学的方法、所谓“以论带史”的方法,就都是对历史方法的歪曲运用,从而败坏了历史主义的名誉。现在,在历史方法还没有恢复到应用的地位的情况下,文化学的、美学的、人类学的、心理学的等等各种新兴的文学研究方法却已成了大热门,而历史方法,则很少被人提起,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口号,也几乎无人问津了。难道历史主义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真的就过时了吗?不。我们认为,历史方法,从前是、现在仍然是一种无可替代的科学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也仍然是一种值得提倡的理想方法。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一样,比起其他方法来,在研究方法系统中,处在一个更为基本,更趋核心的层次上。其他任何方法,都不能没有一根时间纵轴,正如同不可能没有一根逻辑横轴一样。即以时兴的文化学方法而论,一般认为,它是由“社会、历史、心理”这三个后面组成的,其中历史就是它的坐标轴之一。离开历史的文化学方法是不可想象的。其他方法,例如,心理学方法,美学方法,,人类学方法等等,甚而至于“新老三论”等所谓“横断科学”,离开历史方法这个基础,也是不可思议的。例如,耗散结构学派就把“时间之矢”概念的引入,看作是二十世纪科学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之一。现在的问题是,历史主义有没有能力资格作为一种独立的研究方法继续存在并发展下去?我们认为,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水平还处于一个初级阶段,我们对历史的掌握手段也还处于一种“近代”的水平上,我们每一个人还都不能说我们已经完整而方便地掌握了必要的历史信息。同时,文学研究本身以及各种综合的或横断的研究方法在客观上又要求研究者对历史材料有更高更现代化水平的掌握或调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历史主义方法只应恢复、发展、强化、完善而不应当忽视、削弱、抛弃。可惜,这一道理并不是所有研究者都能自觉地意识到的。有许多文学研究者,在美学思辨方面是天马行空,在心理探索方面是洞烛幽微,但一接触到实际的问题,却变得闪烁其词,结结巴巴,模棱两可,甚至张冠李戴,生拉硬扯。于是,我们的许多文学论文往往不接触实际,不解决问题,只有洋虎皮吓人,只有意识流般的“演绎”,只有标榜“深层”,故作高深了。笔者在这里并非是蓄意贬低新方法论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巨大意义以及所取得的成就,也绝不是在提倡退回乾嘉时代。我们只是认为,任何文学研究,不管用什么方法,撇开历史,撇开历史方法都是行不通的。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不但过去是,而且在现在也仍然是我们的理论研究所赖以成立的两个支撑点。当然,在信息爆炸,在人类的哲学思维水平已大大长进了的今天,皓首穷经的方法,罗列史料从中抽取观念的方法,以历史推演、比附现实的方法,确实是过时了。我们完全应该用现代化的或比较现代化的方法手段,在更高水平上用更高的效率来把握作为历史的内容的“信息”,以及它们之间的层次结构网络。近年来,工具书特别是辞典式工具书的持续畅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于现代化或准现代化信息手段的向往。如果说,对于历史的把握和敏锐的历史感是每一位现代研究者所必须具备的先在心理结构和基本素质的话,那么,能否具备这样一种心理结构和基本素质,就取决于对上述信息手段的自觉意识和获得、运用这种手段的能力,而对于客体方面来说,能否有效地把握历史和培养历史感,也许就取决于在客观上是否存在着与这一研究领域有关的一整套有效信息源。换句话说,历史方法的有效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不但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而且更多地取决于在客观上是否存在着从研究者主体到达历史客体对象的中介。吴文治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大事年表》就是一座这样的中介桥梁。

我们可以翻开这本书来尝试一下它所特有的历史气息。比如上册705页上有:在“公元六九七 丁酉 武周万岁通天二年 神功元年”这一年,左栏记有“张易之、张昌宗入侍武后”,与此相对的右栏则记载:“陈子昂因被排挤而心有忧愤,登蓟州北楼,作《登幽州台歌》。”一是佞臣入幸,一是才士不遇,对照何其鲜明!张氏兄弟入宫与陈子昂受排挤并无直接关系。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年纯属巧合。但这种偶然性却体现了当时社会乃至其后的许多社会中小人得志而才士不遇这一类现象的普遍性、必然性和逻辑性。但是,如果历史就是这样简单明了,那么,我们就用不着某种桥梁而只需逻辑推理就够了。不,历史并不总是合乎某条逻辑的。在同一年,这本书还记有“闰十月,狄仁杰入相,劝复中宗”,“张九龄进士及第”。狄、张都是难得人才,武后以狄仁杰入相,封建国家机器使张九龄及第,岂不是离开了在封建社会中“佞臣得幸而才士不遇”这条逻辑了吗?历史就是这样一个由无数平行四边形所合成的一个整体。任何抛弃历史事实的简单化、纯逻辑化观点都是不正确的。

又如,翻到815页,唐大历二年,见到左栏“淮西兵大掠潼关,至赤水。……二月,郭子仪自河中来朝,元载、王缙、裴冕、第五绮、黎各出钱三十万,置宴于子仪之第。三月,郭子仪、鱼朝恩、田神功以寇难渐平,蹈舞王化,乃置酒连宴。酒酣,皆起舞。公卿大臣列坐于席者百人,一宴费至十万贯”,而右栏却赫然记有“正月,杜甫仍寓居夔州西阁,贫病交困,作《立春》、《愁》、《江梅》等诗以抒所怀”。这时你又会有什么感想呢?是为郭子仪这位名将惋惜?是为这些大人先生们于国家民族仍处于深重灾难时穷奢极欲而愤慨?是想到了“大吃大喝”一词而会心一笑?是为杜甫一声长叹?这本书并不想为我们论述什么逻辑道理,也无意去寓什么说教于行文用词之中。它只是告诉你历史事实。但它能对你有所启迪,有所教诲。真理和逻辑,也许就在这一条条的事实叙述之中。从这一点来说,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称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很有道理的。马克思本人就曾做过大量的历史研究工作,并写下了厚厚一迭有关世界编年史的手稿,马克思的《资本论》更是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相统一的典范。

当然,同其他任何方法一样,历史主义方法也不是万能的。评价、解释历史事实,都必然在一定的立场观点的基础上,以一定的逻辑作为灵魂来进行。但历史方法是其他一切方法的基础;不言而喻,也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的基础。

《中国文学史大事年表》从五十年代初即开始撰写,三十多年来,几易其稿,增删无算,引书几以万计,记事三万余条,收罗作家四千余人,叙及作品数万余目,其工程之浩大繁复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尽管作者小心谨慎,孜孜以求,但疏漏之处,仍在所难免。例如,对于中国文学史之起源,吴先生因春秋前之文学于史无考,便以春秋为全书之始,未免过于谨慎。有年代可考之文学自然起始于春秋,但《诗》、《书》中一部分诗文,尽管史无记载为何人何时所作,但一般都早于春秋,似乎有提及之必要。而且,作为一部系统的工具书,仰韶文化的象形符号,殷代的甲骨文,商周金文等等,都与文学起源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虽然在编年处理上有一定困难,但也应妥善处理收录为是。

在科学理论史上,逻辑主义与历史主义曾在西方不同时期各领风骚,涌现了诸如维特根斯坦、波普尔、库恩、夏佩尔等大家。进入七十年代以来,逻辑主义与历史主义大有合流之势。在中国理论界,能否出现一个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美学标准与历史标准相统一的理论前景呢?也许,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历史主义和逻辑主义各自在目前的健全、完善和发展。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象《中国文学史大事年表》这样的“基本建设”式著作的问世。

(《中国文学史大事年表》(上),吴文治著,黄山书社一九八七年十二月第一版,12.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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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范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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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农村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是建设新农村首要环节。那么怎么培训新农民呢?总不能都让他们去上大学吧?对,就是让他们上大学!是农村大学,也就是咱们的远程教育。对于培训新农民,远程教育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它的网络覆盖面广,每个村都有。里面的讲座知识丰富、全面,涵盖了政治理论、法律法规、计划生育、实用技术、乡村剧场等多个方面,并且更新速度快。远程教育工作开展两年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远程教育可以利用其强大的网络系统,精心组织农村党员干部群众进行学习,是他们学习培训的一件新式武器。在政治文明建设方面。通过远程教育,广大农村党员干部更深入地掌握了党的农村政策,了解党的知识,党对农村基层组织和党员的要求,增强了党的基层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增强了党员"双学双带"能力。远程教育还在健全村民自治机制上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农民文化水平的提高,民主意识、法律意识的增强,强化对党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政权的监督,最终达到管理民主。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通过优秀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片,通过党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以及正确的乡规民约的宣传教育,引导农民成为"新农民"远程教育在大力提倡科学、文明、法治的生活观,提倡新的健康的生活方式上,为树立农村新风尚做出了努力;通过教育片、文艺片的播放,积极配合各村开展的创建文明户、文明生态村等活动,最终达到乡风文明,村容整洁。在物质文明建设方面。远程教育紧紧围绕提高农民收入,运用适用课件组织教学活动,广泛开辟农民增收渠道。通过观看优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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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市文明村"和"市民主法治示范村",并作为"全市生态示范村"上报待评,村党总支还被县委评为"五个好"村党组织。我们申报全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试点村,有其独到的区位优势和群众基础优势,首先,尚田村、组干部和群众投入新农村建设积极性空前高涨。经过近年来的共同努力,全村干群深刻体会到只有不断发展,全面提高农村综合发展能力,农村经济建设和公益事业发展才能持续、健康、稳定。农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才能真正得到保障和提高!其次,近年来,在村两委干部的身体力行下,村容村貌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发生了喜人的变化,3个自然村之间实现了村村通公路目标,目前村村公路"路灯亮化工程"和总投资80万元的"村村通油路工程"正在有条不紊地运筹之中。使地处岭南岭北交界地带的尚田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创造交通便利信息灵通等有利条件。农产品生产和加工优势明显是我们尚田村较为突出的特色之一,"尚田西瓜"凭其瓜甜个大在市场上倍受消费者青睐,目前全村已形成千亩绿色西瓜生产基地。年产值达50万元以上;除原有的传统木材加工外,笋竹两用林培育示范基地,经过近两年的高效运作,使盛产元竹资源的尚田村,在提高元竹附加值的加工上,为农民增产增收开辟了新渠道。此外,我们尚田村的农村经济发和社会发展水平在全乡来看,相对较高,加上领导班子凝聚力战斗力较强,组织发动群众能力较好,村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工作思路清晰,建设氛围浓厚。20_年村集体收入实现36万元,全村人均收入达到3150元,位居全乡之首,无论是在捐资助学修桥补

路,还是在扶贫济困科技兴农上,广大干群都能以发展大局为重,齐心上阵,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流。更为难得的是,我们村在农村结构调整,双培双带等活动中涌现出了一批经济状况较好的致富先锋,他们乐于奉献,乐于带动更多的群众发家致富,他们投资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的热情较高,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积极促进派!以上5大优势寄托着我们尚田村20_多名父老乡亲的殷切盼望,体现着广大干群极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热情和干劲!而近年来,多位省市县领导视察和指导尚田工作时,热情洋溢的讲话中,对尚田村的工作思路和成绩给予充分的肯定!对尚田的发展未来充满了希望!各位领导,同志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党当前一项艰巨而又光荣的历史任务,给我们尚田村带来了难得的发展好机遇,我们全村父老乡亲企盼党和国家的惠农政策和扶农措施,更愿全力以赴投入建设美好新农村行列之中,为此,在村两委的倡议和全体村民的共同商定下,尚田村将紧紧围绕中央"20"字建设目标,遵循"因地制宜。可持续发展,群众自愿投入和政府扶持相结合"三大原则,进一步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步伐,以增加农民整体收入和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为重点,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为主攻方向,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全力抓好农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为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而努力奋斗!谢谢大家!

将叶片放在盛有酒精的小烧杯中,再放入大烧杯内隔水加热,叶片颜色逐渐由变成。

稍停片刻,用清水冲洗掉碘液。这时可以看到,叶片遮光部分呈色,没有遮光的部分呈色。)步骤①的作用是:。

)这个实验说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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