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1978年出国考察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
改革开放，是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开始实行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中国的对内改革先从农村开始，1978年11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实行“分田到户，自负盈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包干)，拉开了中国对内改革的大幕。 本站站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了1976—1978年出国考察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1976—1978年出国考察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
1978年10月，邓小平应邀访问日本。图为邓小平抵达东京时在日本首相福田赳夫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摆在党和人民面前最为迫切的问题。多年坚持的“苏联模式”弊端已尽显无遗，中国必须寻求新的发展道路。为摆脱发展困境，1976—1978年间，我国先后向欧美发达国家和日本等国派出多批考察团，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多次出国访问。可以说，此时大批官员的出国考察，对中央高层酝酿改革开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助推作用。
出国考察开启改革开放的先声
“文革”十年内乱期间，受极左思潮的错误影响，我国与外界的联系断断续续。在外交往来中，以国外代表团或外国领导人来访居多，我国领导人很少出访，国际上对此颇有微词。“文革”结束后，中国与外国的外交互访情形逐渐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据《人民日报》报道，1976年中国高级代表团出访和国外代表团来访共计43次，其中罗马尼亚、孟加拉国等外国代表团或领导人来访31次，中国代表团出访朝鲜、伊朗等国12次，其中9次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
中国派出多批考察团进行频繁的出访活动，有三重效用：一是释疑，即阐释中国的发展政策，释放友好开放的信号;二是试探，即了解各国发展的现状，探明其对华态度;三是考察，既考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现状，同时也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验取其精华。三项中最重要的是考察，希望通过考察而学以致用。
释疑：高层频繁出访打开外交局面
粉碎“四人帮”后，为较快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央安排主要领导人分批分期出访各国，访问中必不可少的是经济考察，因而此阶段的高层出访也是最早的出国考察活动之一。一方面向国外展现了我国稳定的政局，另一方面又释放出我国决心大力发展经济的政策信号，使各国放心同我国合作。据统计，从1977年7月1日至1978年6月30日，中国党政代表团共出访245次，其中中央领导人出访30次，部委办出访135次，经贸专题出访80次。
中央领导人的高频出访，极大地改善了我国同世界各大洲多国的关系，为国内的经济建设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邓颖超从1977年到1978年初访问了缅甸、斯里兰卡、伊朗及柬埔寨等4个国家，加深了我国同亚洲周边国家的关系。乌兰夫副委员长、赛福鼎副委员长率团访问了澳大利亚、新西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国，向大洋洲和东欧的一些国家传递了友好信息。我国还首次向西欧国家派出了高级别考察团，在国际上引起了轰动。1978年5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由20多位中央部委和主政地方的高级别官员组成的考察团，考察法国、联邦德国等西欧的五个资本主义国家，其规模、级别和影响都达到了空前高度，是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一次重要考察活动。
当时国家主要领导人华国锋、邓小平等也出访多国，在国际上备受瞩目，反响强烈。华国锋1978年8月的南斯拉夫之行，不仅彻底破除了两国关系的坚冰，在国外的见闻也使得他加紧敦促国内：“要善于利用有利的國际条件，吸收外来资金、外来技术。‘文革中外国看到中国很乱，不敢在资金上、技术上支持我们。”为了促进高级干部的思想解放，他还鼓励各省、市委书记出国考察，学习发展经验。邓小平是最早提倡出国考察、学习外国经验的领导人之一。他不仅大力倡导派人出去考察，还强调“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1978年10月到11月，他先后访问了几个亚洲国家。其中，日本和新加坡远高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水平，对邓小平触动很大。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不拿现在世界最新的科研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创造条件，努力奋斗，恐怕就没有希望。……我们的潜力很大，但有个组织管理问题，归根到底是科学研究要走在前面。”
国外媒体从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中也解读出了中国复兴经济的信号。日本一家报纸说：“(中国)外交也是本着重新整顿国内政策，特别是复兴经济的原则，在‘可能的范围内扩大与外国的接触。”在接触的过程中，考察团也对西方国家的态度略窥一二。可以说，这两年的出访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外交“还债”之旅，为国内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
试探：国外各方的态度奠定开放基础
“文革”结束之初，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印象仍停留在“闭关锁国”、批判“洋奴哲学”的惯有印象中，中国派出一系列考察团以后，既向世界传递出友好开放的信号，也渐渐打破了外界对我国的成见。
中国考察团的考察活动首先引起日本、英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密切关注，一些外媒纷纷报道。1977年夏，刚得知中国决定当年秋天派出以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叶志强为团长的钢铁代表团访日，日本的一家主流媒体就以《中国现代化的先行官》为题提前进行了报道，分析考察团出访的重要象征意义，指出“进行技术选择的工作将借派遣该考察团正式开始，所以说考察团是个信号”。与日本高度重视我国的考察活动相似，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态度也有所好转。当然，这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形势不无关系。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就坦言：“欧洲领导人已经更加愿意耐心地听取中国人的意见了。这种变化是在中国想方设法寻求技术而欧洲各国和日本的工业在急切寻找新的销路时发生的。”由此可见，中国考察团出国考察释放出的发展经济的信号，与资本主义国家寻找新市场的急切愿望不谋而合，各国逐步消除了对我国的芥蒂。
考察团所到之处，被热情友好的气氛以及高规格的礼遇包围，受到了西方国家空前的欢迎。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在率团考察西欧五国时受到的礼遇。这些国家除红毯迎宾外，国家元首或亲自到机场迎接，或在皇宫设宴款待代表团。谷牧回忆说：“按照国际交往对等原则，我遇到的会谈对象可能是副总理一级的人物。可是所到国家，同我会谈的都是总统或总理级的人物。”一位随团赴西德考察的成员回忆：为了展现诚意，“我们到了他们的研究所，凡是给我们参观的，都允许我们看、抄写、照相，甚至送给图纸，极力想同我们拉关系”。这些国家的友好态度及主动进行经济合作的愿望，让中央领导及其他考察人员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有利外部环境。
考察：考察观感促进改革开放思想的形成
追赶他国的前提是了解他国，考察是开阔视野的渠道之一。在多年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之后，我国不仅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保持着固有的消极评价，而且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认识也一度保守封闭。因此，全面地了解国外现状成了当时的首要任务。
考察活动主动迈出了解西方国家的第一步。资本主义国家高度发达的现代化水平，以及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之高、社会保障之好，给考察团成员以极大触动。法国马赛的一个钢铁厂，年产量比武汉钢铁厂多50万吨，实现了全部自动化。该厂职工仅有7000人，而武汉钢铁厂的职工多达6.7万人，可见其自动化程度之高。考察人员看到国外在钢铁、电力、制造业等领域的劳动生产率和自动化程度，不禁感慨我们与他们的差距可能有20年之多。此外，西方国家工人的生活保障远超国内，普通工人收入是国内的几十倍，生活物资丰富，家用电器已经相当普遍，吃、穿、住、用、行都有良好保障，甚至还有社会福利待遇。考察过西欧的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杨波回国后说：“按照以往的政治经济学说，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腐朽的，有新技术也不采用。(现在)看来是垂而不死、腐而不朽，他们不是不采用新技术，而是拼命采用。”这些观感，极大地唤醒了考察人员对发展国内科技的紧迫感。
除了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国内关注的对象。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陆续实行改革，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由于我国受苏联的影响，长期质疑东欧国家改革的性质，认为其改革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带着质疑和审视的态度，1977年5月和1978年3月，中央分别派出以赛福鼎副委员长为团长的全国人大代表团和以中央联络部副部长李一氓为团长的中国共产党党的工作者访问团，对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进行考察，“重点围绕党的领导、所有制、分配制度及计划经济考察，判断其社会性质”。他们不仅看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人民生活富裕、生产发达的现状，更突破了对社会主义发展只有高度集中的计划模式的认识，经过深入分析，认为南斯拉夫的独特道路，“是马列主义与南斯拉夫实际的结合，而且确实给我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一个新的经验，我们可以明确地说建设社会主义不是一条道路”。从此，实行改革成为强烈呼声，一系列改革方案开始竞相酝酿提出。
出国考察为改革开放道路探索提供思路
1978年前后，派遣人员出国考察的初衷是为中国发展探路，寻求良方。考察帮助我国认清国情及世界形势，也涌现出大量的认识和建议。这些观感主要分为三个方面，即坚定社会主义道路、学习外国经验以及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其中第一项是改革的立足点，第二项是改革的方法来源，第三项是改革的重要突破口。这三者的提出，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最初的思路。
立足点：坚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透过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观察分析，考察团在对其繁荣的经济社会发出赞叹的同时，也看到了其深刻的危机矛盾，因此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绝不能照搬西方的社会制度，是考察不言自明的底线。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也直言不讳地表示：“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我们不能允许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
考察人员认为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我国在短时间内实现现代化的基本保障。1978年5～6月，中国经济代表团参观了英国、法国的60多家企业后表示，“他们能用二十年的时间使生产力有一个较大的发展(中间还有几次经济危机，有七八年时间是停滞不前的)，我们就更有条件用二三十年的时间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有优越的制度，有正确的路线。我们的人民觉悟高，能吃大苦耐大劳”。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究竟从哪里来?一方面，正如考察归国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力群总结的那样：“十多年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表现不出来，就是因为林彪、‘四人帮破坏了我们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社会主义安定团结的局面有利于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另一方面，合理的计划与经济安排工作是社会主义的特色，可以保障国民经济的有序发展。资本主义生产为了追逐高额利润，一味地降低成本，恶性竞争，导致生产过剩，不可避免地引发周期性经济危机。而社会主义国家与之不同，“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不断增长的需要”。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就让考察人员看到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现代化建设道路上的旺盛生命力。例如，南斯拉夫在社会主义自治制度之下，实行市场经济调节和“五层协调”社会计划的结合，废除了苏联式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罗马尼亚则保持着集中管理生产的体制，贯彻按劳分配，全国实行统一计划。尽管两国实行不同的经济管理形式，但都实行计划经济，保证了他们的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以比较高速度向前发展。事实证明，坚持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出发点，这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所在。
方法来源：借鉴国外发展经验
借鉴国外发展经验是派遣考察团出国的初衷之一，也自然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许多政策的来源。综观东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两条经验呼声最高，即一方面要大力实施引进，另一方面要重点推进科学研究，前者是我国迅速发展的捷径，后者是我国走独立自主道路的保障。
1978年我国派出的几个高级考察团回来后，向中央政治局作了匯报。以林乎加为团长的赴日经济代表团、以段云为组长的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以谷牧为团长的西欧五国考察团，在向中央领导当面报告时指出，无论是战后的日本、西欧，还是六七十年代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利用稳定的政局和相对和平的国内外环境，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并力行改革，是经济迅速发展的捷径。中央领导人很受震撼，表示应下决心学习外国经验，引进设备、技术、资金，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步伐。华国锋指出：“总的意见，参观以后，看准了的东西，就要动手去干，不要议而不决、决而不行。”邓小平也指出：“利用资本主义危机，形势不能错过，胆子大一点。不要老是议论，看准了就干。”中央领导人的表态，为引进工作注射了一针强心剂。
同时，考察团指出，重视科学技术研究，促进生产发展，是国外实现现代化的根本动力。考察人员看到，日本人“把先进生产技术和先进管理方法称为经济‘高度成长的两个车轮，缺一不可”。英国制造工业中，政府对科研的投资比例很高，例如“一九七六年的研究费用为十三亿四千万英镑，占制造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三点六。研究费用中，政府资助占百分之三十”。即使是一些私人企业，研究费用也往往超过生产总值的10%，这与我国国内过去10年间科研项目处于凋零的状态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考察团向中央提出应大力支持科学技术研究，学习各国在科学研究方面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做法，重视人才培养，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科技创新动力和人才资源保障。
1976—1978年出国考察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
突破口：经济体制改革势在先行
随着出国考察次数的不断增加，考察人员很快认识到，长期“左”的错误不仅使我国的政治生活刻板、极端，也导致了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趋于僵化，扼杀了经济活力。因此，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光靠引进是治标不治本，必须改革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突破多年奉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调动各方的积极性。
从某种程度上说，考察团成员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批认识到经济体制改革紧迫性的人。邓力群在考察完日本的工业企业之后，曾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要算政治账，也要算经济账，而且要把算经济账作为算政治账的基础。从根本上说来，首先要算经济账。”考察团纷纷向中央提出，应注重经济发展效益，“要坚持按经济规律办事，把政治动力和经济动力紧密结合起来”，“坚决改革那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管理体制……要把从苏联搬来的那一套行政的组织管理形式，坚决地、彻底地改变为经济的组织管理形式，提高管理水平”。考察团的这些呼声，使中央领导人开始认识到，改革应突破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繁琐藩篱。邓小平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
对市场调节的接纳，也是从考察开始的。为搞清楚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国家有无适用的可能性，我国多次派团考察南斯拉夫、匈牙利等国的经济体制。考察报告使市场经济这种思想认识逐步在人们脑海中留下印象，从而促进了思想解放。时任国家计委顾问兼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薛暮桥说：“从南斯拉夫回来的同志，都谈论他们如何利用市场经济，不受计划管理的市场经济可能造成无政府状态，有危险性。有计划管理下的市场经济似乎应当充分利用。”正如恩格斯的侄孙来中国考察时提到的那样：“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完全是市场经济，只是计划经济比例小。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所固有的，市场经济也不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这样的观念也逐渐被国内接受，从经济学家到中央领导人都开始思考如何在计划经济中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尽管这个问题直到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才真正解决，但由出国考察而引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提议，为改革开放的顺利展开提供了突破口。
出国考察造就一批改革开放先锋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新旧之交必然是步履维艰的拓荒阶段，这时除了需要高层领导力挽狂澜，拨乱反正，也不能缺少积极投身改革的先锋力量。考察人员作为改革开放前的“侦察兵”，不仅出色地完成了考察之初提出的引进任务，更在后来的改革开放事业中主动参与，成为改革思想的传播者及力行改革的实践者，是改革开放中主政一方的精兵强将。
落实引进计划
粉碎“四人帮”后，我国最初派出的考察团大概有两类：一类是以中央高层领导为代表，在考察国外发展现状的同时，进行外交“还债”;另一类主要是各工农业部门、科研机构派出的专家学者或部门领导，在实地了解国外的科技水平之后，促进引进工作的开展。1977年9月至10月，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叶志强率团对日本钢铁工业进行考察，对“日本利用别人的资金(借款)、别人的资源(买矿)、别人的技术(引进)……变成了一个钢铁大国”感慨不已。他在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时，强烈建议“为了争取时间，尽快地把我国的钢铁搞上去，我们应该从日本引进新技术、新设备，加快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迅速提高我国的钢铁工业的技术水平”。此后，中央政治局在听取煤炭部、电力部汇報时，各部也纷纷建议应尽快引进国外先进的设备、技术。这些呼声都积极地响应了同年7月国家计委向中央作的《关于引进新技术和进口成套设备规划的请示报告》，促成了大引进局面的出现。1978年以后，大量为落实引进计划的考察团出现，特别是一些技术考察团会在考察过程中“货比三家”，直接签订最优的具体合同，直接推动了我国各地各行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发展。
在引进技术和设备之外，出国考察人员也促进了我国利用外资禁区的突破。近代以来，我国在利用外资方面有着惨痛的经历，毛泽东从鸦片战争以来列强的侵略行径和20世纪60年代苏联的背信弃义中汲取教训，认为“欠了一身债日子是不好过的”。然而，大规模引进国外的设备、技术，离不开充足的外汇。当时，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的引进计划共需外汇65亿美元，而当时中国的外汇储备不足，“1978年仅有15.57亿美元”。面对这一现实需要，考察团也多次提到国外擅长利用外资的发展经验，主张国内接受外资。例如，原国家计委副主任房维中考察日本后，认为日本在战后经济困顿时，正是通过“海外借款”“吸收外国存款”等方式，获得生产的资本，我国也正有资金不足困境，不禁追问：“在保持国家主权的前提下，我们付利息，用银行存款发展工业，工业发展起来后，用产品还钱，这有什么不可以?”此外，谷牧在西欧考察时，各国争先恐后地表示愿意向中国提供资金支持。回国后，谷牧向中央建议采用国际通行的吸收外资方法。邓小平在听取汇报后表示：“下决心向外国借点钱搞建设，要抓紧时间。”这些考察人员的建言献策，使得允许“政府间贷款”和“外商在中国投资”的政策在反复酝酿后被确定下来。1978年12月，外贸部长李强宣布：“我们决定把这两个‘禁区取消了。基本上，国际贸易上的惯用的做法都可以干。”我国开始了利用外资的新阶段，考察活动起到了催化作用。
积极建言献策
考察就像“对症寻药”，不同级别的考察团的考察人员在宏观和微观层面都提出了大量助力改革开放的建议。除了力主做好引进工作、发展科技以及改革国内的经济管理体制等要事，还发挥“术业有专攻”的优势，提出了许多具体可行的政策建议。例如，1977—1978年中央派团出国考察或访问，前往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主要是考察判定该国政治制度、社会改革成效;前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考察该国经济发展水平、人民生活状况，寻求合作可能;前往港澳地区以及东南亚国家考察经济发展方式，为沿海地区发挥区位优势寻找方向;等等。回国后，这些考察团向中央提出了改革经济管理体制，采用延期付款等多种方式做好引进工作，切实建好宝安(深圳)、珠海两个基地，充分利用港澳大力发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加强中外技术交流，派遣留学生出国留学，邀请国外专家学者来华交流，大力支持科学技术发展等一系列长期的改革和发展的宝贵建议。
1980年1月，习仲勋(左二)杨尚昆(左一)在广州向叶剑英汇报广东的改革开放工作。右一为胡耀邦
随着考察活动的不断推进，国家各部委、科研机构，以及地方各部门各行业派出的考察团越来越多，其任务以了解国外科学技术水平和国际市场的走向为主，并针对自身发展需求和国外发展优势提出切实可行的合作方案。例如，谷牧等人看到国外十分重视经济研究工作，有大量专家学者和相关制度，提出“国内也应指定一个机构，综合研究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情况和问题”。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林乎加率领中国经济代表团对日本经济进行考察后，建议“买了专利，就搞一个小的研究班子，很快吸收、消化、掌握它”，加快专利知识创造财富的速度。这些建议总体反映出考察团对于国家和地区发展的了解和关切，提出的建议也展现出敢闯敢试的精神。
改革开放酝酿阶段的考察观感和建议，尽管有的并不成熟，但为国内改革提供了可参考的模板。许多建议在考察人员的亲自推行下，有效地丰富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
1976—1978年出国考察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
投身改革开放事业
考察人员作为各行各业的精英，在见到国外的发展现状之后，既备感压力又干劲十足，成为最早投身到改革开放事业中的拓荒者。从中央层面来看，邓小平无疑是推动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不仅直接参与改革开放决策的具体过程，为改革开放指明方向，而且还几次前往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考察。在会见外国友人时，他多次公开强调中国正在努力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积极为改革开放政策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出国考察也深刻地影响了一批出国考察官员的观念。改革开放后曾分管中国对外开放工作10年之久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后来回忆，在1978年的西欧五国考察中，他和许多省、部、委领导人一样，第一次对资本主义国家有了实感。他们回国后，在中央作的几次报告，起到了凝聚改革开放共识的关键作用。他本人也主持制定了中国第一部利用外资的法律，敲定了改革開放后中国的第一笔外国贷款，多次赴广东、福建调研，负责经济特区建设工作，是中央领导人中改革开放政策最早、最坚定的拥护者和实践者之一。
除中央领导人外，率先走出国门的人员中也有许多主政一方的地方官员，后来他们成为各地各行各业力推改革的主力军。时任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的王全国回忆，当时广东省的经济面临种种困难，“这趟西欧之行让人大开思路，也大受震动，对冲破旧体制，发展广东经济带来有益的启示”。开放搞活成了王全国为广东发展提出的良策。凭借对国外经验的借鉴及对广东实际条件的把握，王全国及习仲勋等人带领广东人民在实际工作中创造出“杀出一条血路办特区”的改革佳话。同批出去的还有时任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回国后历任国家计委副主任、轻工业部部长等职的杨波，这次出访带给他的，“是那种开放的观念在轻工领域的充分实践。这种实践确立了其在轻工部三个与百姓息息相关的行业(家电、塑料和服装)从无到有的领导地位，而他本人凭借敢为天下先的无限勇气，从自己的穿着倡导着轻工部的开放之风”，践行着改革理念。改革开放初期，像王全国、杨波这样，将考察经验付诸实践的考察人员成为在全国各处推动改革开放的先锋。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出国考察，为改革开放的实践聚集了重要的领导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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