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水左倾心理病——范元甄社会性格机制的探索【3篇】
性格是一个人对现实的稳定的态度，以及与这种态度相应的，习惯化了的行为方式中表现出来的人格特征。性格一经形成便比较稳定，但是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可塑性的。性格不同于气质，更多体现了人格的社会属性，个体之间的人格差异的核心是性格的差异。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王若水左倾心理病——范元甄社会性格机制的探索【3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第1篇: 王若水左倾心理病——范元甄社会性格机制的探索
李南央的文章《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具有一种震撼力，这是因为她如实地生动地描述了一个过去了的时代的某种典型。这种典型曾在文学作品中出现过，最早是刘心武的《班主任》中的谢惠敏，后来是谌容的《人到中年》中的那位“马列主义老太太”；
当然还有其他。不过只有这一次(政治人物的传记除外）才作为真人真事出现在李南央的文章中，而且有了淋漓尽致的刻画。范元甄的性格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证，表明左的思想斗争的方法可以把人性压抑和扭曲到什么程度。在当年那种政治气氛和政治教育下，一个党员受左的影响本是自然的；
问题在于范元甄不是一般的左，而是左得出奇，左得难以理解。列宁用过“左倾幼稚病”这个名称；
范元甄的个案却不是幼稚问题，而恐怕是心理上的不正常。但是，这又不是纯粹心理学的问题，必须联系产生这种性格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况来了解，所以我采用了E·弗洛姆的“社会性格”这个概念。
女儿是最了解母亲的；
李南央已经对她的妈妈的性格形成作了很中肯的解剖。我这篇文章只是在她的文章的基础上作一些进一步的探索。
没有温暖的革命者家庭
打从记事时起，小南央就看到母亲折磨父亲是家常便饭。五十年代，范元甄和李锐吵架，很多时候是为婆媳矛盾。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婆媳矛盾本是平常事，但在共产党政权下却往往会带上政治色彩，变成“阶级斗争”，处理这种事如果心软就会变成政治立场问题。范元甄认为李锐不该对他的妈妈有温情，因为她是地主。李南央说不是；
即使不是，范元甄也一定要说她是。人们很难弄清，到底范元甄是因为婆婆是地主而不喜欢她，还是因为不喜欢她而一定要说她是地主。即使是地主，难道就一定是坏人和恶人吗？李锐母亲三十二岁时守寡，一人含辛茹苦，供养子女读书。李锐是独子，十七岁时离家上大学，倾向革命。为了寻找共产党，李锐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不辞而别，悄悄北上北平，从此渺无音信。老人急得几乎发疯。十二年后，故乡解放，老人才见到儿子。这也确实不容易。李南央长到二十七岁时才第一次见到奶奶。原来听妈妈灌输的一套，奶奶是个又刁又狠的“恶霸地主婆”，见面以后才知道她是一个瘦弱善良的老人，成天想念着儿子。奶奶一辈子想跟儿子家住一阵，由于媳妇反对，至死未能如愿。
李南央九岁时，爸爸去北大荒劳改农场，妈妈失去了发泄对象，就拿女儿出气。一骂起来就是一整晚，不许睡觉。骂得最多的是：“你这个小李锐！你跟你爸爸一模一样！”文革中，范元甄骑在女儿身上，揪住头发往水泥地上死撞。
范元甄爱讲大道理，很注意对孩子的“思想教育”。她给李南央的信里永远充满革命词汇。每年放暑假时给孩子买书，大多是所谓有教育意义的。但这种“革命”的思想教育，是没有爱的。妈妈对孩子没有爱，孩子对她也没有爱，只有把满腹苦闷写到日记里。这日记被范元甄偷看了，讥讽地说：“你小年纪，还母爱、母爱的，满脑子令人作呕的资产阶级思想。”
文革开始后，李南央在学校挨斗，回家一言不发。范元甄看出女儿神色不对，和蔼地盘问，这是难得有的。李南央有些受宠若惊，感到了一丝母爱的温暖，不觉流下了眼泪，告诉妈妈，自己因为爸爸的问题，也有她的因素，在学校里挨了同学的批斗。
没想到的是，还没有等她说完，妈妈的嘴角向下一撇，露出了幸灾乐祸的冷笑：
“啊哈！你不是一向标榜自己不要母爱，自己最坚强吗？哭什么？跟我说什么？你在学校挨不挨斗，跟我无关，不要往我身上扯。那是你自己在学校一定有问题。以后，你不要再跟我讲这些事情。你自以为了不起，自以为坚强，就不要以为还有妈妈。我在机关挨斗，又向谁去哭？”
那时李南央还不到十六岁。“看着妈妈那毒得近乎狰狞的面孔，只觉得自己向一个大冰窟里沉下去”。从此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都绝不向母亲诉说了。
文革开始时范元甄的确挨过斗。她过去的下属还有人跳到台上抽了她的耳光。一九六八年三月，李锐家被抄，范元甄被造反派抓走，关在机关里。可这根本改变不了范元甄对党和毛主席的忠心。李南央回家探亲，范元甄领着三个孩子天天对着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李南央不在家时，妈妈还不时给女儿寄剪报，要她学习“天津火车站工人批林批孔的先进经验”，让她学习王洪文。有一次李南央流露出对国家前途悲观的情绪。范元甄教训女儿，女儿听不进，范元甄竟一封信写到女儿的工作车间的党支部书记那儿，告发她的“反动思想”。
李南央最后一次见到妈妈是一九九四年的圣诞节，那是她离开大陆四年后第一次回国探亲，她还带上自己的女儿。开始寒喧几句还好，慢慢地，老太太就骂开了，从大姨开始，骂到李锐头上，又骂到女儿头上。对外孙女儿，却破例地表示了一点人情味，掏出一块纪念毛主席诞辰一百周年的怀表，要送给孩子，顺便考考她：“毛泽东是谁？”接着就进行思想教育课了：“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我们的幸福生活。”
这话在九十年代初听起来就已经像是背书了，可老太太是掉着眼泪说的。“这年头还有什么人真能这么记着他老人家的恩情啊！小孩子都不知道谁是毛主席了。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老人家，要世世代代记着他的恩情。”
异化了的自我
范元甄真的对党和毛主席从来没有过丝毫怀疑吗？不是的。她在延安整风时期之所以受到审查，固然是受李锐牵连，但和她自己的“自由言论”也有关系。一九四九年，范元甄刚进城时，曾和李锐议论过毛泽东：“毛泽东不就是个师范生？”反右斗争时，她正在航空学院学习，曾经很同情一个名叫马云凤的右派学生，认为她无非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说不上是反党、反人民。大跃进时，她写信给李锐，询问外地情况，对报纸上放卫星的报道表示了怀疑。这封信后来被搜查出来，引起了麻烦。
这才是真正的范元甄。不管她的怀疑和议论对不对，那是她真实的思想，她是在说真话。这样想是她的自由，说出她的想法是她的权利。在这样想和这样说时，她是她自己。别人可以不同意她的意见，可以同她讨论或争论，但无权禁止她这样想。然而在毛泽东的时代，这种思想是极端危险的。从延安整风到以后的历次运动，范元甄看到的和自己受到的教训还少吗？
一九四三年春，延安搞“抢救运动”，李锐作为特务嫌疑被关在保安处，范元甄也受审查。政治研究室派某某某去“抢救”范元甄，结果产生了两人的婚外情。这事导致李、范二人的离婚。此后李锐大病一场，差点没有了命。事情闹得满城风雨，组织上只好出面干涉，一个月开了五次批判会。最后作结论的是杨尚昆，认为双方都有责任，主要责任在某某某。范元甄受批判后，主动表示愿意和李锐复婚。后来范元甄认为这次复婚是自己一辈子最后悔的大错。
这是范元甄第一次挨整。以后是反右派斗争。范元甄曾告诉南央：那一次，由于同情马云凤的缘故，被撤职并受到审查。她这才猛然醒悟：“自己怎么能够怀疑到毛主席的头上？才认识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性。要好好认识错误，重新做人。”
毛主席不能怀疑！“重新做人”就是做一个永远不怀疑毛主席的人。不然的话，就会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反革命的道路：这还不严重吗？
那么范元甄是否从此以后真的改变了想法，认为反右派斗争没有冤枉好人，认为报纸上关于大跃进的宣传都是事实，认为毛主席是永不犯错误的神人？恐怕未必。从心理学的观点看，她之所以表现得那样出奇的左，这本身就不正常。这并不是因为她信仰得虔诚；
恰恰相反，是因为她在内心深处还有怀疑。她被自己的真实想法吓坏了，但她又无法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所在，于是拼命把它压制下去，不让这种思想冒出来。她之所以会对任何细微的“异端”言行表现出强烈的“义愤”，正因为她对这些东西怀着恐惧；
而她之所以感到恐惧，正因为她感到虚弱，感到这种“异端”是难以抵抗的。为了安全，她把党教导给她的东西，报纸上宣传的东西，不经过自己的考察和鉴别就通通无保留地塞进自己的头脑，按照这个口径来讲话，甚至按照这个口径来思想。这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只有这样，她才感到放心。但这样一来，那个范元甄的本来的自我就隐没了，代替出现的是一个“假我”。我在这里用“假我”这个术语，并不是说范元甄有意骗人。她对这一点很可能是不自觉的，甚至还以为她自己是真正相信这些思想的，她自己从来就是这样“革命”的。所以，这也是一种自我欺骗。
这个“假我”也是一个异化了的我。它是按照组织的政治需要塑造出来的，它在自我的名义下扮演着符合左的要求的角色。正像演员按照导演的要求背诵台词，而这个演员在说这些话时还带着感情，好像这就是她自己想说的话。这个“假我”扮演得越好，范元甄就越不是她自己。久而久之，假就成了真；
范元甄就会相信，她不是扮演角色的演员，而是角色本身。
这样，范元甄就失去了自我，失去了独立思想的能力；
她像一架机器，只知道重复别人灌输给她的东西。如果人变得像机器，那么人就异化了。这个异化了的“我”统治了她，扭曲了她，奴役了她，使范元甄不再是她自己，但她还坚决认为，这就是真正的自己，她应该是这样的人。她已经按照组织的要求和标准，脱胎换骨地改造了自己，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因而，她可以自豪。
李南央谈到她妈妈对毛主席的感情时说：“对毛主席，我是从心底里相信她的绝对忠诚。她对主席的忠诚是现在惟一可骄傲的资本。那是她精神上的惟一支柱。”“她就像魔鬼附身，谁反对毛主席，就坚决打倒谁。”文革后期，范元甄还说：“现在像江青同志和我这样真心革命的是几乎没有了。”老太太哽噎地说不下去了。她说话时，李南央始终直视着她的脸，那是一脸的虔诚，没有半点的虚伪和做戏的表情。
为什么“宁左勿右”？
范元甄也曾有她的辉煌时期，不过这是很遥远的事了。
范元甄的心理经历了两次大转折。
李南央叙述她妈的经历说：“她早年富裕的家庭的娇惯，养成了她任性的大小姐脾气。当年我佬爷家有车夫，有厨子，有不止一个老妈子。她又是第六胎，第一个活下来的孩子。”这肯定养成了范元甄的自我中心意识。
这个家庭不知道是属于什么阶级，反正不会是革命阶级或劳动阶级。
那时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都在经历着剧烈的动荡。日本帝国主义大军压境，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许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纷纷要求参加抗日、参加革命。范元甄也被卷在这个浪潮中，“在革命最风头的时候，一半是因了革命的热血，一半是逃避已开始没落家庭的窘迫和尴尬而投身了革命”。
抗战前夕，范元甄参加了“一二·九”运动。抗战初期，她担任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所属演剧九队负责人，后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王明赏识过她，周恩来夫妇视她为女儿。一九三九年范元甄与李锐在重庆结婚，不久同去延安。她进了马列学院，并成为延安有名的四大美女之一。一九四一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
当时主任是任弼时，实际负责的是陈伯达。那时的范元甄，可以说是相当出风头的了。
这样家庭出身的青年投身到革命队伍，肯定要来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才能适应新的环境。不过范元甄还很顺利，没有遇到什么考验。“没有打过仗，没有下过乡，没有参加过土改，没有受过艰苦生活的锻炼。”惟一的一次磨难只是延安整风时受到审查，不过这一次肯定给了她极大的教训。
一九四九年，武汉解放，范元甄找到了一个显示她的革命性的机会。她有一个大弟在武汉长江航运局工作。这个大弟的岳父在解放前夕抛掉了老婆、女儿和女婿，带着小老婆去了台湾。范元甄一到武汉就领着两个年轻、崇拜共产党、一心向往革命的妹妹斗争大弟，要他交代是如何帮助老丈人逃跑的，家里帮他藏了哪些财产。“这真是子虚乌有的事，大舅当然不承认。为了表示革命干部不能包庇亲人，我妈一状告到舅舅的单位。单位来人抄了家，还给舅舅连降两级。文革期间更是全家被下放到农村。”
李南央的大舅本是个“很有才华，非常能干”的人（这是李锐的评语），被赶到农村后，生活很苦。李南央去农村看过舅舅一家，觉得他们都是那么善良的人，使她在那些日子尝到了真正的亲情。可惜坎坷的生活摧毁了大舅的健康，五十岁的壮年就病死了。
范元甄这种态度，是真对革命负责吗？如果她的大弟没有受到这种打击，而能够充分施展他的才干，并且多活一些年，这不是对革命多作贡献吗？范元甄对她的大弟不可能连这种基本了解都没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为什么要采取那种态度呢？
用李南央的话说，这是“为了表示革命干部不能包庇亲人”。范元甄需要证明自己的“革命性”，而要证明这一点，“大义灭亲”当然是最有力的行动。这样，她的大弟就成了证明姐姐的“革命性”的牺牲品了。我并不是说不要大义灭亲，而是说这种“大义灭亲”是要加引号的。我也不是说范元甄本人明确地意识到她的行为的不合理处。这种真实的动机可能隐藏在她的潜意识深处，而被她自己用冠冕堂皇的革命词句掩盖起来了。
范元甄对婆婆和自己的大弟如此，对自己的小弟也差不多。这个小弟“五十年代在北京大学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校领导本准备送他去苏联留学。因为我妈既是小舅的监护人，又是老革命，就征求她的意见。结果我妈一句好话也没说，反说我舅舅思想比较落后，小资产阶级意识较浓，不适于出国学习。断送了舅舅出国深造的机会”。
我知道在土改时期，有些表现很左的干部恰恰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他们知道，让他们参加土改是对他们的考验。他们最害怕的就是被批评为“立场不稳”，于是他们采取“宁左勿右”的立场，以表明自己的革命坚定性。实际上，在内心深处，他们未必觉得那种做法是合适的，但对他们来说，“表现”得革命才是最重要的，而要作到这一点，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要“斗争性”强，要显得左一些。这样，即使挨批评，上级也还是会觉得这个同志的革命性是没有问题的，说不定还觉得自己“左得可爱”哩。
这种“宁左勿右”的思想之所以能泛滥，因为党的领导就觉得“左比右好”。毛泽东不是说过吗：“真正的教条主义分子觉得‘左’比右好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要革命。”“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总之，虽然有错误，还是自己人。有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人就不同了。“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23—424页）。照此说来，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那就难怪许多党员和干部要“宁左勿右”了。
那是革命的年代，“革命”是最有魅力，最使人向往的字眼。“革命”是和“真理”、“光明”、“进步”、“伟大”、“崇高”、“英勇”、“壮丽”、“辉煌”这些字眼连在一起的（保尔·柯察金不就是这样的英雄吗？）。革命——这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革命——这是当时现实的主旋律。哪一个有进步倾向的青年不以革命为荣呢？既然革命的领导者和代表是共产党，又有哪一个进步青年不以作为这个党的一员而自豪呢？我想范元甄属于这种情况：她要争当革命先锋。对不革命的人来说，她是革命的；
在革命的队伍中，她又是最革命的。她如此迫切地渴望表现出自己的革命性，以致这种行为是否真对革命有利反而顾不得了。
这就是范元甄的心情：她的家庭行将没落，她必须改换门庭，另寻出路，在新兴的革命阵营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她是渺小的，可党是伟大的；
她是软弱的，可党是强大的；
她是无足轻重的，可党是在创造历史。既然她把自己融入了党，她就提升了自己，分享了党的光荣和伟大。可这要付出代价，要经受考验，要作出牺牲。本来，革命者是应该有这种准备的，可是有些对党员提出的要求，却是不合理的、过左的。于是，范元甄就有那种铁石心肠的表现。这对她大概并不是难事，因为她本来就是自我中心的。
表现过左的人有好几种情况。一种人是野心家阴谋家，用伪装的革命来骗人；
这种人是极少数。另一种人是真诚相信自己是正确的，并不是过左；
这种人一旦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是容易改正的。多数有左的表现的人是要革命的，但他们参加革命的动机中可能夹杂着或多或少不纯的成分。
看来范元甄的“革命”表现并没有白费：她得到了信任。建国后的五十年代，范元甄被送进北京航空学院的调干班学习，毕业后在航空工业部所属的一个大型仪表厂任总工程师。那时她不过三十几岁。这是她一生的顶点。
制度的牺牲者
转折点在一九五九年。李锐因在庐山会议上同情彭德怀而被贬斥，范元甄也遭株连，被发配到一个车间当炉前工，身体又有了病，精神似乎垮掉了。
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后，李锐和范元甄再度离婚。本来组织上是准备给李锐恢复党籍，降为局级使用。范元甄写了长篇材料送上去，揭发李锐的反毛言论，连邓小平也看到了。
李南央说：“她和我爸离婚，揭发我爸，根本不是他们思想不一致，而是她胆小，为保自己出卖了丈夫。”
一九七九年李锐平反出狱，范元甄曾萌生过再次复婚的念头，未果。范元甄在文革后没有工作，李锐却在陈云提名下进了中组部，并升格至中央委员。范元甄对此切齿痛恨，到处扬言不把李锐弄下台誓不罢休。后来果然抓住生活费问题大闹特闹，到处告状。
范元甄认为自己比李锐革命，可是党组织偏偏欣赏李锐而冷落了她，这使她心理不平衡。这种心理表现在行为上，就是拼命贬低李锐、折磨李锐。正如李南央所说，她的父亲李锐“越到晚年越加晚霞般绚丽，学术名气和社会地位越见升高”。相比之下的范元甄却一蹶不振。“她曾经年轻过，漂亮过，出过大风头，有过名，可惜昙花一现般短暂。她的大半生都不得志，将一生积怨横加于父亲，化作永远刻骨铭心的恨。我想我妈现在活着惟一的念头就是‘一定要看着李锐先死’。”
还有家里的老阿姨，更不知受了她多少气。这个阿姨晚年落了个毛病，不能提范元甄，一提就失声痛哭。
这种折磨人的性格可以追溯到范元甄的儿童时代。那时在家里，她就是小霸王，脾气很大，一切都得依着她。据李南央叙述：“南下时，我妈曾当着我爸的面，在她妈妈面前打滚。听阿姨说，我姥姥当年听到大小姐回来了，会吓得浑身发抖。”我在前面说范元甄失去了自我，是就她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自主判断能力这一方面说的。左的统治要摧毁个人的独立性，把每个人变成俯首帖耳的驯服工具，这是一个方面；
但另一方面，左的统治又需要利用一些人去整另一些人，所以它又强调斗争。这后一方面不是和范元甄原来的性格不谋而合吗？于是在很多场合下，这种好斗的、折磨人的性格就会以“革命的”的形式出现，不但用不着改造，而且具有正当性，应当发扬。毛泽东不就是喜欢那种“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吗？
可叹的是后来不管范元甄如何表现得“革命”，党却再也没有认可她。随着改革开放，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现在她这种人已经过时了，不吃香了。范元甄一定越来越感到孤独，她只好生活在幻想中。
一九九四年李南央最后见妈妈那一次以老太太的大打出手而告终，只因为李南央看到姥姥对孩子发急了，说了一句“要平等讨论”，这一下引爆了：“我今天就是对你不平等了。你给我滚！”接着就暴风雨似的对女儿和孙女狠狠乱打一通，打得李南央满脸是血，拉着女儿狼狈而逃。
为什么会表现得这样歇斯底里呢？因为范元甄被刺痛了。为什么这样容易被刺痛呢？这不是有自信的表现；
恰恰相反，是虚弱的表现。在这种过度反应的背后，是深深的自卑。
这种自卑，范元甄可能自己也没有意识到，那是深埋在她的潜意识里面的，但我们可以通过种种迹象察觉出来。比如，范元甄数落女儿到了美国，以为了不起了，每年春节寄一百多美元回来是“打发叫花子”，骂女儿是“美国狗”，可是女儿给她的美国货（西洋参、不粘锅等）却照收不误，而且要女儿替她买这买那。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她对女儿的辱骂其实是嫉妒的表现。
李南央说，早在妈妈下放干校时，“我一个人在北京要给她寄那没完没了的包裹。她的每件东西在哪家商店买，什么颜色，什么牌子，在来信中都是严格规定的，我永远做不到一次就买对”。到美国后，李南央托朋友去看看妈妈，这位朋友买了一个大果篮作礼品，没料到表面的好水果下面是一层烂桔子。这当然是上了奸商的当，但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可是过了快一年，范元甄见到李南央时，还大骂一通。可见，她对送的东西是很在乎、很计较的。这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相去甚远。范元甄挖苦那个朋友说：“还给我一张名片，经理头衔一大串儿！坐在这里，腰里的BP机‘哔！哔！哔！’地一会儿一叫，一会儿一叫，什么样子！那个俗气！”
李南央评论得很好：“这个人是完完全全地与世隔绝了。真的，如今这世道，是个谁都想当个经理，腰上BP机乱叫……还有谁会记住老人家呀？”
然而，既然范元甄对物质的生活用品那样重视，那么她在内心深处对这种人没有嫉妒吗？BP机现在不稀罕了，可在九十年代初，名片上的经理头衔和腰上的BP机，都是身份和财富的标志，都是可以炫耀的东西。有了这些东西就说明有钱，就会拥有范元甄想要而得不到的一切。
范元甄批评过“令人作呕的资产阶级思想”，那么她自己对金钱是什么态度呢？下面这个例子最能说明问题了。范元甄的小妹有心脏病，不到五十就死了。最后一次犯病时，想向姐姐借点钱。这位姐姐当时倒是寄了二百元去，可是没过几天，就一封长信追过去，大骂小妹没有良心，只知向她要钱，却对她漠不关心，殊不知她的身体也很坏，就因为给小妹寄了钱，这个月没有买补药。小妹看了信，气得马上把钱退回，几天后就咽气了。临死前嘱咐：绝对不许通知大姐。
看着妹妹病危也不肯解囊相助，这种行为像是守财奴而不像是无产阶级。由此可见，范元甄并不是真的憎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她对在改革开放中富裕起来的人的反感，不过是一种失落感的表现，因为现在这些都没有她的份了。
范元甄的性格有个人因素，又是制度的产物。某种制度塑造出某种社会性格的人，这种社会性格的人又成为该制度的维护者。这是有普遍性的。凡是从那个左倾思想猖獗的年代过来的人，恐怕谁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过左的影响吧。当然，这不是说范元甑就没有自己的责任了。在那个时候，范元甄这种人是正面人物，是受到鼓励的。改革开放开辟了一个新时期，经济体制起变化了，人们的思想逐渐解放，接受了新的观念、新的思维方式；
过去不敢想的问题现在开始敢想了，过去不敢说的话现在开始敢说了。左的东西已被人们厌弃了。虽然左的东西仍存在，但也要变换一些花样，才能有市场了。可悲的是，范元甄却依然故我。外在的政治压力放松了，可是她仍然带着旧的精神镣铐，自己束缚自己，因为她已经把外在的束缚内在化了，以至于不能意识到那是镣铐。她仍然忠于那个改变前的体制，于是，她终于被体制抛弃。归根结底，范元甄也是一个制度的牺牲者。
第2篇: 王若水左倾心理病——范元甄社会性格机制的探索
范元甄1934年投身抗日救国的学生运动。1935年参加武汉学生联合会，领导该校学生参加武汉声援北平“一二·九”运动的罢课和大游行等活动。1936年7月参加了筹组武汉学联的工作。同年12月参加筹组武汉“民先”工作，并当选为宣传干事。1937年12月参加筹组中共中央长江局青委领导的青年救国团，并任总团宣传部副部长、汉口区团部训练部部长。1938年秋，转入周恩来领导的政治部下属第三厅抗敌演剧九队任党支部书记。1939年2月调入重庆中共南方局党报《新华日报》任记者，同时任南方局女卫委委员，先后在《解放日报》、《冀热辽日报》、《西满日报》及《解放报》工作。1940年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1941年任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1951年任湖南省工业厅主任秘书。1953年任北京石景山发电厂代厂长。1954年任航空工业总局特设处处长。1956年到北京航空学院学习。1959年任国营二三二厂总工程师。1962年任航空工业总局总技术处处长。1979年任航空工业部科技局顾问。1982年6月离职休养。
个人经历
1921年出生于汉口殷实人家，少女时代即投身革命。与李锐在抗日救亡活动中相爱，1939年与李锐结婚，1939年底，两人一起奔赴延安。
其成名很早：在学生运动的时候，就深得王明的赞誉;在重庆时期，更是为周恩来夫妇所宠爱;在延安马列学院，连毛泽东都知道她的名字，路上遇到，都会说一声：“小范你先走”。论美貌，和江青等并称为“延安四大美人”;论学识和能力，众口赞誉，身为毛泽东秘书的丈夫曾亲口对女儿说过，范元甄能力在自己之上。
1943年4月，李锐被诬陷为特务，被关进延安的监狱——保安处。范写道：“想到一切都是在做梦。他的一切都为了麻痹我，为了他的政治目的。我就很平静，想到将来，想到我正需要一个新的开始，摆脱了他正是一个解放，想到这些我是很冷静的。在所谓感情上，我真是对他毫无留恋了。……”并与之离婚。李锐在被关押一年零三个月之后，从监狱出来了。范主动要求与他复婚，他俩又重新成为夫妻。
解放之后极短的时间里，范元甄受到了重用。1959年因丈夫被打成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追随者而受到牵连，并被发配到热处理车间当炉前工，接受改造，身体在重压之下彻底垮掉。多次的政治连坐使她严重心理扭曲，在很多运动风潮之中，她疯狂的揭发李锐、揭发亲人，甚至连女儿都不放过。李锐于1960年4月被发配北大荒。在北大荒过的是非人的生活，他写信请范给他寄点东西，范竟然去信挖苦，还把他们夫妻间讲的枕边话写成揭发材料，把李的两封信交给组织。伤心欲绝的李锐提出离婚，两人于1961年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
但范元甄没有想到的是她的做法没有得到组织的赞许，她也从此一直没有再次得到闪光的机会。王若水在《左倾心理病》一文中提出的对范元甄的看法是：“范元甄的性格有个人因素，又是制度的产物。某种制度塑出某种性格的人，这种社会性格的人又成为该制度的维护者”。
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范短暂恢复过一段工作，在航空部技术局总技术处任处长，后由于文革开始，被发配到干校劳动，回京不久后便被做离休处理。
范元甄
女儿李南央曾经写过一篇回忆她的文章《我有这样一个母亲》，文章揭示了左的思想斗争的方法可以把人性压抑和扭曲到什么程度。离婚之后的十七年中范并没有重新组织家庭，李锐于1979年彻底平反之后，她又主动提出与李锐复婚，遭到李锐的拒绝和女儿的反对。范元甄于20_年辞世，享年87岁。
女儿李南央在《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写到1943年春延安搞“抢救运动”时发生的事情。李南央的父亲李锐作为特务嫌疑被关在保安处进行审查，李锐的妻子范元甄也被列为被抢救的对象，而邓力群受政治研究室的指派，负责对范元甄进行所谓的政治“抢救”，帮助她摆脱非无产阶级思想，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位满嘴马列主义的邓力群在“帮助”范元甄的时候居然把她“帮助”到了床上，两人“就睡到一起了。”那天，范元甄在邓力群的办公窑洞里，两人正睡在一起，邓力群的老婆来找邓，撞见了。范元甄起身穿好衣服，说了声“对不起”就走了。
范元甄真的是个人物，搞的女儿老公都讨厌她，人要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亲人，既然让我们走到一起就是缘分，不能保护他们但也不能伤害他们的哦。
第3篇: 王若水左倾心理病——范元甄社会性格机制的探索
这个题目所根据的文本主要是李南央《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作为女儿的李南央于其中描绘了自己的母亲范元甄，那是一个早年英姿飒爽的革命女青年，随着岁月的流逝，最终变成一个心气暴躁不近人情最终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的老人。借用“巫婆”这个比喻是想表明最初的挣脱者、解放者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演变，重又变成了被禁铜的巫婆，“诅咒”这个世界和被他人所“诅咒”。这个文本最早在境外发表时，即引起很大的反响。其部分原因也是因为作者李南央是李锐的女儿，文中牵涉到中共上层的一些人和事，多少有些敏感。湖南《书屋》杂志于1999年5月号刊登了一个“国内版”，原文中基本事实和基本观点都保留下来了，依然锋芒毕露。继而在《书屋》20_年11月这一期上登了李南央的《答读者问》，作者回答了来自各方面读者的不同意见。而同样在《书屋》20_年第六期，登载了一组对李南央文章所揭示现象的分析，包括王若水先生的《左倾幼稚病――社会性格机制的探索》、李冰封先生的《并非家务事》，以及朱正先生的《是家务事，是大历史》。互联网上也有不少关于该文的讨论，总之，这是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文本。
目前的讨论及其结论集中在两点上：一、身为女儿这样写母亲是不是合适？是否违反了母女之间的人伦道德？二、这位名叫范元甄的母亲是一个被称之为极“左”路线的牺牲品，足以引起世人的借鉴。在有关这方面的分析中，值得提出的是王若水先生对范元甄思想脉络的分析，他的基本结论也是“范元甄的性格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证，表明左的思想斗争的方法可以把人压抑和扭曲到什么程度”，但比其他持类似看法的人们更为深入的是，他用“异化”理论解释了为什么这个人“左”得如此离谱。我们的女主人公实际上也有过她的丈夫李锐那样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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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和“不轨”的态度，但她同时“被自己的看法吓坏了”，于是拼命想把这个东西压抑下去；她对自身深深的内在恐惧导致她更加要争取别人的信任和承认。因此，在她的种种过度反应背后，是深深的自卑。
王若水先生的这个视角，从心理学的根源上揭示了范元甄乖张行为的原因，但总体上来说，仍然是把问题归结为某个极左的“思想路线”、“思想斗争”的结果，把范元甄看作是同一个大环境、大背景的产物；而忽视了范元甄作为一个女性在革命队伍及政权内的不利处境实际上导致了她性格的压抑、畸形。至于许多读者与李南央所讨论的一个女儿可不可以这样写母亲，这个问题不在本文的作者关心之列。李南央的文章在个别地方提及到她母亲在革命队伍中的女性身份，比如说：造成母亲悲剧原因之一是“??干涉了她的婚姻自由”，但从总体上看，革命队伍中的女性可能遇到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始终的关注。
鉴于此，本人将试图引进两个维度，来进一步分析造成范元甄悲剧的原因：一、革命队伍中男女权力分配严重的不平等。
二、若干年所使用的这一套革命话语严重缺乏“后援”力量，使得处于这套话语中的女性倍感孤独。
先谈第一点。在很大程度上，这种革命是靠两套机制保证和完成的，一套是它宣传的、意识形态的话语，是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打倒反动派及其一切走狗。而同时它还有另外一套机制一即革命队伍内部的权力运转、权力分配。这套分配机制，不仅外面人几乎看不出来，不是出于权力核心的人也不太能够看得很清晰，非常容易迷失在意识形态的浓雾之中。换句话说，当要动员革命人口的时候，更多使用的是平等、自由这一套话语；但在进入权力分配和其他革命成果分配时，所使用的是另外一套机制。
现在想想看，这些我们小时候便耳熟能详的经典话语它们其实是互相矛盾的：一方面，“革命的一切目标都是为了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另一方面，“革命不分地位高低、职务大小”；而既然是为了夺取政权，那么肯定就存在权力的分配，可是又说不分“大小”、“高低”，显然像是出于某种方便的一种说辞了。不难理解，是为了将一部分人处于权力分配的主动及有利的位置之外。同时，意识形态的、宣传的话语和那套实际的权力分配机制之间有时候统一，有时候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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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就像存在一个方向盘，有时往这边开，有时往那边开，从这个口子进去，未必从那个口子出来。最革命的言论，甚至包括对革命的最大贡献，也并非肯定导致最大的权力分配。尤其对于女性，这套务实的机制显然对这个性别不利。最早揭示这个问题的是丁玲。她的《三八节有感》留下了难能可贵的一笔记载。虽然针对的是未夺取全国政权的延安时期，但这样的问题已经很严重了。“‘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一上来丁玲就尖锐地发问道。而女同志的结婚何以成为一个永远的敏感话题，是和在延安存在着权力的等级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科长也嫁了”？作出这样的漫画来讥讽女性，作者根本不知道自己站在什么立场上和维护什么。“首长”是延安的一道突出的风景，艺术家也是延安的一道突出的风景，很少有地方聚集着如此多的政治家（他们同时是军事家）和才华横溢的发梦的艺术家，然而在年轻漂亮的女人的分配方面，艺术家却处于明显的不利位置，“延安只有骑马的首长，没有艺术家的首长，艺术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的情人的”。也就是说，“艺术家”处于权力的等级制度的下方，“骑马的首长”处于等级制度的上方。女性呢？要看她们所嫁的男人在等级制度中所处的地位，女性的权力分配是和她丈夫的权力分配联系在一起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丈夫的官职越大，其妻之官位也就越高，可以高过其他妻子的丈夫，而只是可能高过其他的妻子。更为确切地说，她们享受着处于等级制度阶梯的某个位置上丈夫所拥有的“待遇”，是一些生活方面可见的东西，仍然不是实际的权力。丁玲的这篇文章不是分析性的，但敏感地抓住了这样一些现象：同样是千里迢迢投奔革命的先锋青年，在嫁人生孩子以后，有人必须自己带孩子，却又面临着“回到家庭的娜拉”的“公开讥讽”，好像有了孩子是她们本人的过错，甚至有些还面临着离婚的危险――因为有了孩子而落后、拖丈夫的后腿；而另外一些母亲却不必亲手带孩子，她们有保姆，每周享受跳一次交谊舞，平日所到之处，都会受到人们的注目礼，成为某个热切注视的中心：“只要她走到哪里，哪里就会热闹，不管骑马的，穿草鞋的，总务科长，艺术家们的眼睛都会望着她。”至于所生的孩子之区别，则更加不需要加以掩饰，这基本可以说明那个环境中的人们都把这样的做法看作是天经地义的：“小孩也各有各的命运。有的被细羊毛线和花绒布包着，抱在保姆的怀里，有的被没有洗净的布片包着，扔在床头啼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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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格局在我们的女主人公范元甄那里造成了什么样的情况？李锐对女儿坦言：“你妈妈比我有才华。”当年她在武汉学生集会上发言，王明看到了说：“这个人应当发展她入党。”很是赏识。到延安后她直接进了为“成熟的革命者”提供的“马列学院”，在一场有关宪政的演讲比赛中，代表马列学院“扮演国民党”（应该说是充当辩论中的“反方”），把抗大的共产党代表给驳倒了，“这个笑话被人们传了很久”，可见这位女性在当时不简单、有能力、实际上比许多男性有水平。但她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李南央写母亲的第一次失落是“抗战胜利后，母亲随父亲北上热河，很感到失去了自我。??直至到派至北平，参加了党办的‘解放报’的工作，心情才好一些”。她当然会感到失落！原因非常简单，为什么她不比丈夫缺少才华和能力，却没有获得相应的权力分配而要跟随丈夫升迁而迁徙？难道她要求和自己能力相当的工作是不合理的？这让我联想起约十年前读到的一篇文章中说，一些参加过长征和其他重要革命时期的女同志建国以后分配给她们的工作是当“夫人”，外交官夫人或什么夫人，她们齐声惊讶道：“这叫个什么革命工作？！”后来的故事是有人如何做了巧妙细致的思想工作，终于把这些“夫人们”的思想弄端正，意识到这也是重要的甚至是更重要的革命工作，于是愉快地“上任”。这几乎和哄小孩差不多。以哄小孩方式让妇女排斥在权力分配之外，这个做法不光彩。
在李南央一系列令人咋舌的描绘中，我觉得最触目最可耻的是这样一件事情：1959年李锐为彭德怀仗义执言倒霉之后。
这个女人从保密工厂的总工程师位置跌落到车间的炉前工。也许这个事情在当时非常普遍、习以为常，连身为女儿的李南央也没有在这个地方多停留，只是讲她的母亲如何从此身体和精神状态一蹶不振；但没有细想这里到底有哪儿不对头。这不是“株连”吗？最封建的那种做法！它的野蛮之处在于根本不把妻子看作有独立人格的人，确认她的身份是要靠她所嫁的那个男人，靠他的男人赋予她所拥有的光环或脸上刺什么样的字！仍然是嫁狗随狗、嫁鸡随鸡的老一套。也许，从当年走过来的人们眼光来看，我今天发出这样的惊讶和愤怒是幼稚的，他们觉得事情就是这样啊。甚至连范元甄本人也不会有意识地考虑这个问题，她会怨恨她的丈夫、不该惹这样那样的麻烦上身，却从来也没有想到过反思不把女人看作有独立人格的制度本身。但这正是造成她压抑的根本和主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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