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林外史》中的女性与科举儒林外史科举
《儒林外史》是20_年4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清代小说家吴敬梓。本站站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了论《儒林外史》中的女性与科举儒林外史科举，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论《儒林外史》中的女性与科举儒林外史科举
摘要：《儒林外史》作为我国文学史上以讽刺著称的最有名的长篇小说，它描绘了形形色色的科举边缘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与该书中的文士形象互补，极大地增强了批判力度，她们无论什么身份，都无法与这个社会的主流话语——八股科举割裂。按照她们对科举的态度，可将其分为狂热追逐型与不屑一顾型。
关键词：《儒林外史》；女性形象；八股科举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_）03-105-02
《儒林外史》以聊聊三十万字，为我们呈现了一部“封建末世‘士的百科全书’”［1］不论理想的士、实际的士、虚伪的士都一无遗漏地展示在世人面前。然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吴敬梓凭着对尘世的爱与恨，在文中嬉笑怒骂，因而使《儒林外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以“讽刺著称”的最有名的长篇小说，诚如鲁迅先生言其“慼而能谐，婉而多讽”［2］而更为难得的是，作者不仅在文中揭示了科举制度对士人的戕害，还描绘了形形色色的科举边缘的女性形象。本文将从《儒林外史》中女性对科举的截然不同的态度以及科举制对这些女性性格及命运的影响两个方面展开论述以期全面揭露科举对人性的残害。
我们在这里可以把《儒林外史》中为数不多但精心挑选的女性按照对科举的态度分为两种：一是狂热追逐型，二是不屑一顾型。
一、对科举狂热追逐
（一）鲁小姐
提到《儒林外史》中对科举制度最为狂热的女子，鲁小姐当仁不让。她从小受到父亲的熏陶与管教，“读的是《四书》、《五经》”且平生只爱八股文章，然只恨不能做个须眉去科场上与人争个高下，怪不得鲁编修常感叹道“假若是个儿子，几十个进士、状元都中来了！”平生既不能遂愿，便寄希望于丈夫，“料想公孙举业已成，不日就是个少年进士。”可惜鲁小姐在得知蘧公孙并非自己期待的经世致用之才，且不会做文章时，“愁眉泪眼，长吁短叹”，眼看丈夫不能举业，只能将未圆之梦托付幼子，以期母凭子贵。
多么可敬，多么可笑，多么可悲的女子啊！可敬的是新婚之际不贪恋儿女情长，反而一心读书致学；可笑的是鲁小姐一心想要个“少年进士”，到头来蘧公孙却是个只知吟诵诗赋的假名士；可悲的是幼儿年方四岁，已被潜心做八股的母亲强行读死书，从而剥夺了他本该依偎在父母怀中撒娇玩耍的童年。
（二）专横跋扈王太太
王太太的专横跋扈、撒泼滋事的功夫非一般人可比，可这位王太太“对于个人幸福的追求是严肃的”［3］，她的择偶标准首先“要是个官”，后来得知鲍廷玺只是个“戏班子里管班的”，便“怒气攻心，气成了一个失心疯”，读之令人忍俊不禁。“其实王太太的‘失心疯’，和周进的撞号板、范进的发疯等等精彩结局，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们从不同有角度，以同样的犀利，为我们展示了科举功名对社会各阶层人物的侵蚀和毒害”［4］。女性无法求取功名，只好寄希望于夫君，原来男人想做官，女人们想做官太太，其归根结底是一样的。原来是“社会也被功名富贵之心所浸染，庸俗的污染的事物充斥于生活的各个角落”。［5］
（三）为“伦纪生色”的王三姑娘
不得不说，王三姑娘是个彻底的悲剧人物。“出阁不上一年多”却死了丈夫，为不脱累父母公婆，便想要“寻一条死路，跟着丈夫一处去”。而王三姑娘又偏偏遇上王玉辉这样一个做了三十年秀才，饱读《四书》《五经》，一心想要“青史留名”的父亲，不劝其生，反劝其死，并说“只怕我将来不能像他这一个好题目死哩！”她本有想死之心得父支持更是坚定，可以说她是间接被礼教与科举害死的。明清两代礼教甚严，“从中引爆出对吃人的封建礼教的雷霆
万钧的控诉力量，赤祼祼地封建礼教的残酷和吃人的本质，展示在广大读者面前”［6］所以，王三姑娘的殉节不仅是她自己的选择，更是父亲通过科举习得的礼教使然的。
这类女性对科举功名狂热的程度并不亚于男性，只不过她们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男性身上，她们迷信科举，相信科举会为自己带来功名富贵，只不过最后都只是空欢喜一场，有的甚至为之付出生命，只能让人空嗟叹。
二、对科举功名不屑一顾
不能不说科举制度的毒素已经涌进了当时社会的每个毛孔，使得人们深受其害。即便如此，还是有人对之产生了顽强的免疫力。
（一）沈琼枝
沈琼枝是《儒林外史》中人性最为高洁、思想最为进步的一个女性形象，作者对其持完全褒扬态度，这在以“讽刺”著称的《儒林外史》中是相当难得的。同是这也正是说明沈琼枝这个人物寄予了作者的****理想，也表达了作者进步的的妇女观。所以可以说“沈琼枝这个艺术形象不是一个干巴巴的雕像，而是寄寓着作者理想的活生生的人。”［7］
沈琼枝的特立独行是从她一出场就表现出来的。当得知盐商宋为富仅仅想把她作为妾而非她期望中的正室，“沈琼枝听见，也不言语，下了轿，一直走到大厅上坐下”，她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决不做地位极低、被人随便戏弄的婢妾，所以她要出走。但怎么走，走到何处是她所要思考和面对的问题。因为当时社会肯定容不下她这样一个离经叛道者，且宋为富财大气粗，势力不容小觑，但是想要逃离当下这样一个牢笼，那就什么也顾不得了。于是“将他那房里所有动用的金银器皿、珍珠首饰，打了一个包袱，穿了七条裙子，扮做小老妈的模样，买通了那丫鬟，五更时分，从后门走了。”沈琼枝真乃大智慧之人，她虽也是饱读诗书之人，但并不迷信古人宁肯饿死街头，也要志洁行廉，她明白生存才是第一要义。到南京之后，更是以“精工顾绣，写扇作诗”为谋生手段。她处处与传统道德价值观唱反调，然而历史的进步需要这样敢于与天下唱反讽的人。
（二）王冕之母
作者以王冕之故事为楔子，“他作为一个楷模，与后来那些无行文人形成鲜明的对比。”［8］王冕身上同样寄托了作者的理想，远离尘世的污浊，埋名隐居。而王冕会有这样的人生选择，和他的母亲也是分不开的。母亲在临终前劝诫王冕，“做官怕不是荣宗耀祖的事，我看见这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场。况你的性情高傲，倘若弄出祸来，反业不美。”或许也正是因为母亲这样的劝导，才使得王冕始终能够保持独立的人格。所以这确实是一位值得敬佩的伟大的母亲形象。
因为不在乎科举，所以就不必陷身官场的污浊之中，因此也就能够活得潇洒自在，不必因为官场的是非而患得患失，无法自拔。她们是有智慧的女性，特别是沈琼枝，爆发出了新思想的光芒，她体现了妇女要求地位平等、人格独立的新思想，反映了时代的进步要求。
三、结语
《儒林外史》中的女性形象与该书中的文士形象互补，极大地增强了其中的批判与讽刺力度。吴敬梓作为一个清醒的观察者向我们展示了封建末期广阔的社会现实，让我们看到了它的腐朽与无可救药，虽历经几百余年，时至今日，我们仍能深刻地感受到它的力量，所以《儒林外史》当之无愧的“伟大”！
参考文献：
［1］胡益民，周月亮.儒林外史与中国士文化［M］.安徽：安徽大学生出版社，1995：1.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中华书局，20_：137.
［3］［8］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M］.江苏：江苏文艺出版社，20_：237.
［4］魏娟莉.试谈《儒林外史》中“科举边缘的女性形象”［J］.中州学刊，20_，(6).
［5］安徽省纪念吴敬梓诞生280周年委员会编.儒林外史研究论文集［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147.
［6］蔡景康.《儒林外史》妇女形象脞谈［J］.厦门大学学报，1994，(3).
［7］范芃蕊.带刺玫瑰，一枝独秀——《儒林外史》中沈琼枝人物形象分析［J］.现代语文，20_，(1).第2卷第3期Vol.2,No.3
论《儒林外史》中的女性与科举儒林外史科举
摘要:《儒林外史》在刻画男性士子形象的同时,塑造了不少女性形象,广泛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本文试从人物身份、行为方式和观念等方面把书中的女性分为四类:母亲形象、妻妾形象、妓女形象和“才女”形象,并结合当时的社会思潮,从传统文化和女性自身独特心理等角度对她们进行分析,进而探讨几类女性形象的成因。
关键词:女性形象中国传统女教社会思潮
《儒林外史》是一部把男性士子形象描绘得淋漓尽致的伟大作品,真实反映了当时广阔的社会现实。同时,这也是一部极写女性的伟大作品。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属品,没有独立地位。尤其是在封建末世的清朝,即使是具有话语权的男性士子,在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下,其心灵早已极度扭曲,而在封建礼教箝制下的广大女性的处境就更为复杂了。作者对这些女性人物并非重点铺写,也并没有着意为之,却更加真实自然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女性的生活和心理状态。本文从人物的身份、行为方式和观念等方面把书中的女性分为四类:母亲形象、妻妾形象、妓女形象和“才女”形象等,并结合当时的社会思潮,从传统文化和女性自身独特心理等角度对她们进行分析,进而探讨这些女性形象的形成原因及其对当代人的启示。
一、平凡而伟大的母亲形象
“女性的一切权利之中,最大的一项便是做母亲。”[1]《儒林外史》中描写的母亲们,不管处于什么阶层、是什么子女的母亲,都具有脱离所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观念,没有功利心,只有终极的人性关怀,一切只为了儿女的生活和生命:从具有人格独立性的王冕的母亲,到醉心科举、追求功名富贵的范进、匡超人的母亲,再到王三姑娘的母亲,无不如此。
当王冕要出去躲避,却又担心母亲时,王母就用身体健康、不缺钱花来支持儿子,此时的王母很坚强;但在分离时,又免不了“母子洒泪分手”。对待功名富贵,王母认为:“……做官怕不是荣宗耀祖的事,我看见这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场。况你的性情高傲,倘若弄出祸来,反为不美。我儿可听我的遗言……不要出去做官。”王母并非圣贤,她之所以这样想只是出于为儿子的平安和幸福考虑。也正因为有这样一位母亲,王冕才能始终具有独立的人格。范进的母亲在儿子中举发疯时,就哭道:“怎生这样命苦的事,中了一个甚么举人,就得了这个拙病,这一疯了,几时才得好?”在亲家要给范进治病时,她又赶出来说:“亲家,你只可吓唬他一吓唬,却不要把他打伤了!”这时的范母是平凡的,也是伟大的。匡超人的母亲见到儿子先“捏一捏他身上,见他穿着极厚的棉袄,方才放下心”,接着又说:“若做了官就不得见面,这官就不做他也罢!”对匡母来说,最大的幸福是能常常见到自己的儿子。王三姑娘的母亲得知女儿要殉夫时,就“伤心惨目,痛入心脾,也就病倒了”,得知女儿饿死了之后,就“哭死了过去,灌醒回来,大哭不止”。“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2]母亲赋予女儿以生命,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女儿饿死。王三姑娘的母亲虽不懂礼,但却最懂人性。她们之中虽然也有自身犯糊涂的,如范进的母亲,但作为母亲,她们是完美的。中国传统女教的“贤妻良母”原则是在“男尊女卑”的背景下提出的,以损害女性利益为代价,但去掉“贤妻”,单从“良母”这一点说,女性之为母亲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都闪耀着永恒的人性光辉。
二、形形色色的妻妾形象
在男权为中心的封建社会,妻妾是女性的重要角色之一。《儒林外史》在不经意中写了不少妻妾,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女性的生活处境,展现出那一时代人们的两性观。“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3]作为“人伦之始”的夫妇关系是封建社会秩序的基础,妻承担了维系这一社会秩序的重要责任。妾比妻地位更低一等,对夫要绝对服从,对妻也要服从。妻妾们在从夫的前提下,不是相互团结,而是相互争斗,以在极小的圈子里实现自己最大的利益,尤其是地位更低的妾妇们,她们为了能成为妻、“太太”,费尽了心机。《儒林外史》就描写了几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妻妾形象,比较正面的有杜少卿、庄尚志的娘子,中性的有严监生的妻妾,反面的有王太太等。
杜、庄的娘子是正面的妻子形象,书中多次写到她们的笑,这是夫妻和睦的例证,但却给人留下了遗憾。杜少卿告诉了娘子路上没有盘缠的笑话,“娘子听了也笑”;朝廷让杜少卿做官,他不去,“娘子笑道:‘朝廷让你去做官,你为甚么装病不去?’”庄尚志在面见皇上回家后,“笑道:‘我说多则三个月,少则两个月便回来,今日如何?我不说谎么?娘子也笑了。”这些笑表面上看起来是夫妻间理解的笑,然“妻者,齐也,与夫齐体”(《白虎通义》),这些名义上看似平等的夫妻关系也只是男性的话语策略,是杜、庄这些男性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平等对待他们的妻子,相应地,妻子出于理解给了几次笑,但“夫者妻之天”(《仪礼・丧服》),却从更深一层揭示了这些笑的实质。这看似温馨的笑给人以深思:平等只是表面的,她们是不在场的,只是为了衬托丈夫们有多么高大、开明。严监生之妻王氏在面黄肌瘦,走路都怯生生的时候,“还在那里自己装瓜子、剥栗子、办围碟”,也深得严的称赞。王氏在病床上,面对已有儿子的妾赵姨娘的哭啼、苦肉计时,却无可奈何,在自己还活着的时候被迫答应扶正她。在赵氏拜堂行礼之时,“王氏已发昏过去”,赵氏的催逼加速了王氏的死亡。而赵氏为了爬上正妻的位子,费尽了心机,用小恩小惠收买了王氏舅爷,同时,也深知严监生的性情(寿终之时只有她能明白他的心思)。然而当她面对更强势的来争家产的大伯子严贡生时却几乎无法应对,此时,她只是一个可怜、卑微的女性。她是古代所有妾妇们的化身,也是女性艰难挣扎为求得更高地位的典型。鲍廷玺的妻子王太太是一个“绝妙”的女性,从“王太太”这一贯穿全书的称呼,便可看出作者的讽刺意味,她已是鲍氏娘子了,却一直沉浸在“王太太”的角色之中。她三次嫁人,一直在挣扎、在努力,想做一个“太太”。她只是有一个梦而已,但这个梦却是不可能实现的,不只因为她的出身,更因为那个社会、那种文化及其影响下的病态人生,男性士子尚不能圆梦,更何况处于更下层的女性了。
从杜、庄之妻到严监生之妻妾再到王太太,她们都没有真正的主体意识,不具有也不可能具有女性之为人的自我意识,只是在夫权社会的夹缝里求生存。这种主体意识、自我意识的缺失是由男女不平等造成的,“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4]传统女教形成之初,就用“乾为纲,坤为从”来说明男尊女卑是合乎天理的,此后这一思想就一直禁锢、挟制着女性的思想和行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她们长期处于“失语”状态。
三、以色相为食的妓女形象
以色相为食的女性在任何时代都是一个畸形、病态的群体,尤其在八股取士已扭曲了男性心灵的封建末世,她们从肉体到精神所受的奴役也更深。从以色骗财的河伯妇,到下等妓女细、顺姑娘,再到较高等的妓女聘娘,每个人都是可怜、悲惨的。
凤四老爹惩罚的船上少妇是一个靠色相勾引客人从而骗钱养家的妇女,她的行为既可恨又让人同情。当她知道自己也上当受骗后,就哀告:“你放了我,任凭甚东西,我都还你就是了。”起来时,“连裤子也没有了”,“众人看着那妇人穿了衣服……”在众目睽睽之下穿衣服,是对妇人的莫大侮辱,她只是迫于生计才这样做,从肉体到精神,都受到男性群体的戕害。细、顺姑娘是下等妓女,她们所接待的是处于社会底层的男性。汤六老爷的衣着打扮着实让人恶心,但细、顺两姑娘听他说到科场,就如同见了官老爷一般的敬重和害怕。两位姑娘面对心灵极度扭曲的嫖客,却充满了敬意,在最卑微的科场失败的男性士子面前,耍痴耍呆,不惜使出千般娇媚。聘娘是作者着墨最多的妓女形象,她才貌俱佳,且最喜欢相与官,认为“人生在世上,只要生得好,那在乎贵贱!”她自恃有几分颜色,便希望通过陈四爷的做官,来改变自己的命运,甚至在与陈四爷共眠时,还在做着官太太的梦。聘娘病了,“看见陈木楠,含着一双泪眼,总不则声”,她心里很清楚自己是因为官太太的梦才病的,但却始终没有盼来陈四爷的做官,她的官太太梦彻底破灭了,最后出家为尼。
这些女性和那一时代的大多数男性士子一样存有对功名富贵的热切向往。妓女们处在女性的最底层,也是社会的最下层,在身体上,她们备受凌辱;在精神上,不但受到男性群体的玩弄(如船上河伯妇),而且深受男性价值观的摧残。八股取士作为男性价值观已经扭曲了士子的灵魂,此价值观再进而波及到普通女性身上,尤其是妓女身上,使得违背大众价值观的妓女对功名如此痴迷,就更让人感到沉重和悲哀了。
四、不同选择的“才女”形象
宗法制的中国,女性的生存状态很简单:要么遵从社会规定,成为合乎规范的女性;要么就活得像男人一样,成为“伪男性”。想成为一个既不符合当时社会规范,又不同于男性的具有主体意识的女性,是非常艰辛的。鲁小姐恨自己不是男性,想像男性一样生存,她的理想终究幻灭,不得不把理想寄托于丈夫甚至下一代;沈琼枝则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女性,她身上闪耀着女性自我意识的光辉。
鲁小姐聪明貌美,是个“才女”,其自幼熟读《四书》《五经》,天天研读八股文,在新婚之夜也不忘出八股文三难新郎。她认为“好男不吃分家饭,好女不穿嫁时衣”,她治家井井有条,教子可谓有方,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女子有才便是德”在她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出嫁前,她和广大的士子一样做八股文,徒有才情,却无用武之地;出嫁后,先是指望丈夫考个举业,好“妻以夫贵”,梦想破灭后,又把全部心思倾注在儿子身上,希望能“母以子贵”。鲁小姐是八股文的受害者,也是施害者,她的迂腐继续戕害着下一代。她是无辜的,更是不幸的:既没有其他女子的悠闲嬉戏,也不能考取功名。鲁小姐试图走一条“花木兰”式的道路,但在那个时代却走不通,只是一个既可笑又可悲的形象。
沈琼枝是书中最具个性的女性,她的行为、才情让人耳目一新。当沈琼枝知道自己因受骗而要嫁给盐商为妾后,她随机应变,卷了财物,溜之大吉,有奇侠女子的作风。之后,她到南京卖诗文,刺绣,开始了自己赚钱的生活。当被人误会是暗门子时,她不卑不亢,打骂出手;她也同房主人娘子去烧香。遇到杜少卿后,得知杜娘子在南京,她才依封建礼节去拜访他,她和盐商的官司也是在一个赏识她的知县的帮助下才得以解决。沈琼枝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行事,敢于和盐商做抗争,她的行为已超出了同时代的男性。同时,她又恪守着封建礼节,同房主人娘子烧香、依礼拜访杜少卿等,她仍然生活在封建礼教的牢笼中。
在封建男权秩序下,她们除了做合乎规范的女性,只能做“伪男性”,或者另辟新路,做既脱离传统规定又拥有自我意识的“新女性”,后者每走出一步都非常不易。鲁小姐走的是前一条道路,但没能走通;沈琼枝走的是后一条路,没有先例,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前进,但每跨出一步都是伟大的。明清之时,妇女解放思潮开始出现,但也只局限于纲常上的批判,并不彻底,具有时代的局限性。
在形形色色的士子中间,《儒林外史》中点缀着这样一些女性,她们绝非若有若无:“在这部社会戏剧中,妇女是一群十分重要的人物。虽然她们人数甚少,但这一群经过选择的女性形象却组成了一个变化多姿的中国女性的画廊。”[5]有母亲、妻妾、妓女、“才女”,还有本文未论及的节妇、烈妇以及婢女、老妪等等。我们试图从她们的生活中找出一些她们自己的想法和思想,但答案却是:传统封建女教是她们的准则,主流的社会价值观是她们的价值观,偶有几个别出心裁的(如沈琼枝),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吴敬梓生活的时代是女性受压制最深的时代,历史上所有对女性的压迫都在这一时代重演。几千年的积淀压抑、箝制着她们的思想和灵魂,尽管也涌现着女性解放的思潮,但数千年的因循并不会轻易改变,直到今天,女性解放仍需要当代人的不断努力。
注释:
[1]林语堂:《轻风茗月品女人》,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_年版,第6页。
[2]汪受宽:《孝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_年版,第1页。
[3][4]金景芳,吕绍纲:《周易全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_年版,第618页,第614页。
[5]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_年版,第250页。
论《儒林外史》中的女性与科举儒林外史科举
摘要：《儒林外史》是一部反映清前期科举社会士人生活的最杰出的长篇讽刺小说,讽刺的主要对象是在科举考试上拼搏失败的江南士人.作者吴敬梓运用写实的手法,描写在科举上失意落魄的人的无奈的精神面貌和艰辛的痛苦的生活,揭露了科举制度是建立在庞大的底层社会及其家庭挣扎在痛苦生活的基础上的.吴敬梓讽刺的是江南士人的十一落魄,抨击的是已经日益腐败的科举体质.
关键词：《儒林外史》；科举制度；清代
《儒林外史》是一部反映清前期科举社会士人生活的最杰出的长篇讽刺小说,讽刺的主要对象是在科举考试上拼搏失败的江南士人.吴敬梓讽刺的是江南士人的十一落魄,抨击的是已经日益腐败的科举体质.现如今的我们要想完全读懂《儒林外史》,必须了解清代的科举制度.
一、科举制度和《儒林外史》
作者吴敬梓以写实的手法,对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江南士人阶层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以及该时期江南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予以如实的描绘,他所塑造的士人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个个都是当时现实生活中的人,直至今天还能看到他们的影子.所以,很难以正面和反面角色来区分《儒林外史》中的人物.但这些人物,几乎都是围着科举考试转,不管他成功或失败,也不管他本人是否参加过科举考试.比如：（1）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范进、周进等这些人无疑是这类人的的典型代表.他们的一生沉浸于功名,忍辱屈卑,中举前受尽了世人对他们的调戏和讽刺,他们表现很多荒唐的思想和行为,作者在对他们进行讽刺的同时更多的是同情.（2）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考取功名和荣华富贵对读书人的迫害已经深骨入髓,使人迷失了人的本性.主要包括严贡生、严监生等人,在他们身上深深的浸泡了功名的毒液.作者对这种人进行揭露和批判,除了讽刺、谴责,更主要的是憎恶.（3）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这种人是一群科举制度的傀儡,他们科场失意因为种种原因导致仕途的失败,他们为了弥补自己内心深处那份所谓的自尊,个个装腔作势,彼此之间互相吹嘘,自己那所谓的功名,淡漠富贵,骨子里却对功名富贵念念不忘,恋恋不舍.这类人物的主要代表有：“高士”娄三、娄四公子为盟主的杨执中、权勿用、牛布衣、张铁臂等.“定梨园榜的名士”杜慎卿、季苇萧、郭铁笔、萧金铱等和“斗方诗人”景兰江、支剑锋、赵雪斋、浦墨卿、匡超人等.（4）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砾柱：这类人主要有作者心目中的真贤人物杜少卿、庄绍光、虞育德、迟衡山和江湖奇才王冕、季遇年、刑元等为代表.
二、科举对《儒林外史》的影响
1.科举对迂儒士子的影响
作者针对周进、范进等人物通过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性格特点、地位、言语等多个方面进行不同层次的分析,得了他们共同一个特征：愚昧腐朽的思想、贫乏的知识储备、扭曲而且腐朽的灵魂.使他们成为的迂儒士子的忠实代表.
《儒林外史》主要描述的是指在清代,社会中读书人的一种精神追求和生活状态.清代的统治者用所谓的程朱理学作为宗教信条来束缚人们的思想,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科举考试来指引知识分子的思想,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屈服和服务于统治者,强化封建社会的统治地位,因此,八股作文把这一目的更为固化了.
迂儒士子们为了通过科举考取功名,严格地遵照八股考试的内容“认真学习”,从来没有过一次自己的思考和思想.八股科举撑控着这些士子们的贫穷和富有乃至生死,它使人麻木、痴迷,甚至于八股科举考试使士子已经走火入魔,就连在给八股文做批语时,也得摘取的是朱熹的话,不敢有一丝毫的逾越和改变.迂腐和固定的思想早已深深的埋入人们的思想,可怜、可悲、可恨.
思想的迂腐根源绝不止八股科举取士制度,封建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禁锢人自由思想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上的专制造就了一批这样的文人.这些人尽管长期“浸泡在”迂腐的科举考试和黑暗的封建的社会中被百般的折磨,却也是值得同情的.
2、科举制度对古代社会积极的影响
（1）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选拔官吏的制度,科举制度的建立打破了以往的世袭制和权贵制的弊端,不再把社会地位和家庭背景作为选拔人才标准,而是以考试成绩作为选拔标准,为社会各个阶层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公平的竞争平台,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社会的稳定发展.
（2）科举制度的建立,为封建国家服务的各阶官吏和优秀人才,使得广大的读书人通过科举入仕做官,给封建的统治政权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使政权的社会基础更为扩大,稳定了社会的发展.
（3）教育机构广泛设立,这大大激发了中下层阶级的积极进仕的精神,和此同时这在很大程度上就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大力发展.致使社会民众文化水平普遍提高.
（4）之前的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等传统人事选拔人才的方式,在很多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弊端,科举制度彻底打破了血缘世袭关系和官僚贵族世家对政治的垄断,是我国选官制度一个直接有力的全面改革.它有效的弥补了人才选拔制度的不足,改善了封建社会的吏治状况
（5）维持中华文化传承的命脉,增强了传统思想文化的向心力
3.科举制度对古代社会消极的影响
（1）科举考试内容没有按照时代的发展而来,虽然考试主要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但是随着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科举制度下的学习内容就显得更加陈旧和落后,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要求不能顺应时代的发展.
（2）在清代科举制度的影响下,读书入仕做官成了知识分子学习唯一的目标和追求,也是社会的中底层阶级改变命运唯一的途径.因此,士子们往往穷其毕生精力以求取功名.
但是在科举的种种和层层中,能金榜题名者少之甚少,士人遭受精神摧残,人格破损萎缩名落孙山者却占居多数,许多人最终老死科场.
（3）士人成为封建社会一个寄生阶层、特权阶层.
从《儒林外史》这部小说中,我们看到了封建专制的科举制度中的知识分子人生选择造成的命运结果.作者通过对八股取士淋漓尽致的描写,从经历和人生态度对比,试图为广大知识分子找到人生的新的方向.从《儒林外史》来看科举制度,我们在一定的程度上认知对于科举制度的批判,一个层面是我们对于《儒林外史》的阅读角度的不同,所得出的感悟也就有所不同,另一个层面它所蕴含的思想对死板和科举考试的人来说是深深的讽刺,对于《儒林外史》的研究,主题是以批判的科举制度为主,他所呈现的思想内容也是层出不穷.所产生的观点也就势必会对科举制度的评价有不同的看法.就作者吴敬梓本人来说,从小便出生在一个科举世家之中,针对功名富贵的热情追求也曾是深深的向往,而且还在弱冠之年曾考得中过秀才,但却是从未拿过个状元,他也是作为一个落榜者,对科举制度自然而然的萌生一种愤怒的情怀.因而在在作者的创作中也大多是以批判性来判断科举制的好坏.看似对现实进行真实的描述,却透露着对腐朽封建社会下科举制度严厉的批判.
参考文献：
[1]杨茜.〈儒林外史〉和科举制度研究[D].陕西理工学院,20_.
[2]龚延明.清代科学和〈儒林外史〉[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_.
[3]张涛.〈儒林外史〉中的虞博士形象[J].社科纵横,20_（11）.
[4]刘海峰.“科举学”当议[J].厦门大学学报,1992（04）.
（作者简介：佳木斯大学人文学院20_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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