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激进政治经济学50年发展进程进行研究
一、引言
首先，非常感谢能够受邀参加今年的大卫戈登纪念典礼并发表此番演讲。对于我来说，荣幸之至。在我看来，自20世纪60年代末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成立以来，激进政治经济学的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坚决地将经济分析与政治行动主义结合在一起，代表着人类的基本价值理念，如民主、平等和团结。我们希望我们的工作不仅仅是为了达到经济分析上的优秀标准，而且也希望对争取实现一个更好的社会的政治力量有所用处。我们希望自己所从事的教学和研究活动不仅仅是为了帮助人们更多地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而且也要成为人们开展积极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使我们的工作有助于实现人类的发展和进步。
在所有这些方面，大卫戈登教授是一位典型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家。不仅仅在于他是北美地区最早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实行者之一，而且他做得比我们大多数人都多得多的是，经常不断地与工人阶级、社区积极分子和媒体打交道，齐心协力地想要提高对于周围世界的理解，提升我们在政治舞台上的价值理念。如果说今天我在这里跟大家做演讲是因为我有某种比较优势的话，那么就是我的年龄了，我作为一名经济学者的职业生涯跨越了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这一组织的发展历程。因此，由我来回溯激进政治经济学过去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并且思考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似乎是合适的。
二、20世纪60年代末的世界是何模样
20世纪60年代的世界是这样的：苏联刚刚度过了斯大林主义之下最糟糕的时期;在赫鲁晓夫的统治下，在新的60年代的人的领导下，苏联在经济上更加开放，在政治上更加自由，这种情况至少持续到捷克斯洛伐克倾向自由化的杜布切克政权垮台之前。
中国已经率先探索一种新的扎根于农民的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大革命看起来预示着中国将形成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经济制度。南斯拉夫在市场社会主义形式下正日渐繁荣，暗示了一种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有前途的中间道路。菲德尔卡斯特罗与切格瓦拉成功取得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军事斗争的胜利，古巴由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成功摆脱了殖民主义或新殖民主义的统治和束缚，建立了一个革命性左翼政权，成为一个鼓舞人心的典型范例。在美国，新左派运动发展迅猛，大学校园尤其成为日益增长的政治行动主义的场所，学生首先是支持公民权利和反对发展核武器，进而是关于民主和公民参与的更大议题，其典型案例是1962年的 《休伦港宣言》的发表和 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兴起。
其中重要的事件包括1964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 自由演讲运动，以及1965年从密歇根大学开始的反对越战的师生辩论会;接着是由于美国征兵参加越战而引发的对于约翰逊政府以及整个美国制度的反对;黑人权力运动进而引发的白人中间的激进主义;妇女们开始有力量地组织起来，反对性别歧视与父权主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在高校校园里，一大批大学生和研究生以及一些教职工主要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逐渐形成了激进的立场，反对学科中的主流思想，形成了持不同意见的团体，讨论和宣传主流思潮需要激进地改变方向，将这些主流思想视为不公平社会的堡垒。
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正是此时成立的许多新左派学术组织中的一支，也是时至今日仍存活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一支。在当时看来，美国两大主要政党在推进威权主义和不公正是串通一气的，因此它们不仅要拒绝保守主义，而且也要拒绝自由主义。由于受中国和古巴的鼓舞，人们追求革命性变革和用社会主义代替美国资本主义的激情日益高涨。在此背景下，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的成员们试图发展一种激进的政治经济学以区别于主流经济学就不让人感到惊讶了。激进经济学大量引用卡尔马克思及其后继者的著作，丢掉政治中立的伪装进而号召通过经济分析来帮助实现社会的根本性变革。用马克思的一句话说就是，问题不在于认识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的确，当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以为在有生之年在美国实现革命性的变革是确实可能的。正如霍华德瓦赫特尔在研究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早期历史时所指出的一样，毕竟在60年代，我们认为一切皆有可能。
三、激进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个十年
激进政治经济学中的 激进一词的含义是，既在什么是好社会的构成内容上持根本不同的观点，又强调理解经济现象的深层次根源相对于表层现象的重要性。政治经济学一词强调将经济现象嵌入到更宽广的社会、政治和历史背景中去。有一些激进政治经济学家使用马克思的经济分析方法，这些方法主要是在 《资本论》中呈现出来。他们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利润率不可避免的下降趋势最终将资本主义引向不可避免地灭亡的框架中开展研究。相对上述这些人而言，我们更多地是将自己视为 新马克思主义者。我们采取折中主义的方式，既参考马克思的政治和哲学著作中分析资本主义以及替代经济制度的总体框架，又使用主流经济学分析工具，以及马克思和马克思之后的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们的观点。我们拒绝正统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关于异化的著作和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学的著作对我们的影响同样很大。
我们都试图在激进政治经济学家的方法与自由主义以及保守主义的主流经济学家的方法之间划清界限。我们认为，自由主义的凯恩斯式改革不足以回应资本主义经济的严重缺陷;如果这种 非革命性的改革本身不够革命的话，那么 革命性的变革将取而代之。激进政治经济学者们所开展的研究覆盖经济学领域的诸多方面。相比于主流经济学者，这些研究更多地是跨学科的研究，往往使用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甚至是心理学上的分析方法，而且他们所经常研究的经济现象是标准的经济学理论所难以解释的。比如说，为什么单个人的自我利益行为会与自由市场均衡的失灵所共存。
我们通常研究的是那些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出现糟糕情况的问题，试图证明只有对经济和政治制度进行根本性改造才能得到好的结果。我们或明确或隐晦地呼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我们的一些研究发表在主流经济学刊物上，但更多是发表在一些关于诸如劳动关系、产业组织和经济思想范式等问题的专门期刊上，或者是一些不太著名而又欢迎不同政治经济分析方法的刊物上。其中对我们最重要的是 《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
将全部激进政治经济学者们联合在一起的是这样一种共识，即资本主义是一种具有重大缺陷的经济制度。我们作为经济学家的工作就应该是帮助那些反对政治当权者的运动，最终建立一种替代性的真正民主和真正参与式的制度。我们设想采取革命性的变革方式，将美国资本主义变革为一种新型的、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大多数激进政治经济学者是政治行动主义者，他们与左翼团体在一起工作，对现实经济问题发表言论;而且我们倾向于给普通大众和学生们写文章和著作 (而不是给专业期刊)，我们的观点就是从一种激进的角度来影响公众对于经济问题的讨论和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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