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日名将孙元良访问记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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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天立:为什么中国知识精英会堕落成“民主恐怖分子”?
发轫于美国的互联网，成为了全世界孙悟空打倒“天兵天将”的一个天大的擂台，在一个全球尺度的视野内，无数偶像和权威原来都是些经看不经用的银洋腊枪头，大到疯迷世界的“美国梦”，中到cnn和bbc如日中天的公正神话，小到道貌岸然的大师泰斗，纷纷被山寨版的“齐天大圣”们打下擂台，这不仅出乎话语权垄断者的意料之外，也出乎山寨英雄们自己的意料之外。
网络延伸了我们的视野和思想，自然也打开和延伸了中国学术殿堂那一座座神秘大门背后的讲台，然而，使我们这些民间草根瞠目结舌的是，在高据讲台的那许多中国学术精英们(主要是社科类)身上，我们没有看到多少道德的高尚、思想的深邃和对真理的忠诚，却看见了这个群体中绝大部分人的浅薄、偏激、愚蠢甚至邪恶，看到了这个阶层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一种报复性的疯狂仇视。
在目前这个物质世界丰富多彩但精神世界却浮躁纷乱的大环境中，在以大学和研究所为舞台的哪许多知识精英之间，弥漫着一种因为对权力的痛恨而引起的泛意识形态化的浓厚情绪，这种情绪占据了知识精英的大脑，使得他们无志于研究治学，无志于实践求索，无志于国家民族的未来，更没有“吾侪不出，如苍生何”的伟大使命感，在这种泛意识形态化的心态下面，他们舍弃了自己的本行专业，致力于在中国思想界和经济学界，持续不断地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对中国全社会、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国运的破坏运动。
实际上，不管是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还是董仲舒的“罢黜百家”，不管是东晋士子的佛玄归流，还是宋明的“心学”、“实学”，不管是清朝的考据训诂，还是“五四”时候的启蒙救亡，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始终是中国社会的主要设计者和守望者，但是近二十年来，目前的中国知识精英集团，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堕落成最为不学无术、最为道德堕落、最辜负民族期望、最没有学术贡献和最缺乏时代方向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绝无仅有的自甘沦丧的“伪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在普通知识分子和普通大众心目中，既没有道德权威，也没有学术建树，更没有引领启蒙民众思考行动的号召力与执行力，普遍受到社会的怀疑、嘲笑、甚至否定。这种被整体蔑视的产生原因，既不是源于“反右”时期的思想钳制，也不是“文革”时期的刻意丑化，而是产生在社会地位尊崇、研究经费充裕、思想领域相对开放、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现在，这就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震惊和思索。
知识精英阶层的“仇恨”来自于何处?
第一，可以说，中国目前知识精英阶层对当局的仇恨心理，很大程度上可上溯到1978年以前，那个使整个知识阶层颜面扫地的年代，从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到“反右运动”，从专家教授打入牛棚，到教师集体虐待为“臭老九”，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集体全面蒙受极大羞辱，其程度之严重虽是元朝满清亦不能比也。这一个非常历史时期的悲惨际遇，让许多经历过和未经历过的知识分子，在心中铭刻下了不可磨灭的集体耻辱和集体仇恨，所以今天，对毛泽东的评价，知识精英和普罗大众的看法犹如天上地下不可调和。
在寻找悲剧根源的时候，知识阶层痛定思痛，他们一开始就把目标锁定在1978年以前的集权制度上，为了自己不再承受这种羞辱，为了民族不再继续这种痛苦，所以，文革后历经数次思想反思，他们认定了一个目标，那就是要用“民主选举”来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但是，在知识精英追求“民主”和“人权”的过程中，他们始终顽固认为，1978年以后的历届政权，继承、延续甚至强化了原有的专制集权，所以，他们完全有理由在这些后来的政权身上，延续和发泄自己的愤怒与仇恨，“民主”和“人权”成了知识精英奋斗的目标，也成了他们批判的工具甚至武器。另外，社会主义阵营经过1990年后的溃败，西方世界成为唯一的胜利者，这更坚定了知识精英阶层的信心和决心，在这个时候，对“民主”、“宪政”的探索，逐渐演变成一种漠视国家民族未来的“颜色革命”，演变成一场自我寻找尊严的“复仇之战”。
从今天来看，在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三十年中，知识精英又不知不觉犯了一个刻舟求剑的严重错误，那就是他们认识不到，目前中国的政治形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经从专制主义逐渐演变成了一种集权性质逐渐淡化的权威主义，其封建色彩已逐渐淡化，社会民主党的色彩却在渐渐浓厚，即使在基层政权中仍然存在极大的官本位意识，贪腐行为也呈洪水猛兽之势，但是，这毕竟不是主流，中国社会的矛盾还远没有激化到需要改变政权性质的程度。另外，要用几十年的时间，来抹去几千年留下的历史印记，这本身就没有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但是，知识精英们坚决不承认、更不接受这一点，他们用无政府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标签，来掩盖自己其实是社会制度破坏者的事实，他们顽固地站在所有社会管理行为的对立面，无论对错与否、不管青红皂白的反对心理，已经变成了知识精英们潜意识中一种如同排泄反射一般的本能。
因此，在现有体制下，强力政府与知识精英之间的关系，就类似于一个权威家长和一个青春期反叛少年之间的关系，家长大权独揽，行事强迫，少年则叛逆不服，敢怒不敢言，二者之间自然处于一种隐蔽的斗争状态。父亲让儿子苦练钢琴，儿子偏偏不学，但在棍棒下又不得不练，于是懒洋洋消极怠工，还要悄悄用小刀划烂钢琴的漆面。这种破坏性为必然会招致严重的惩罚，而惩罚则让儿子更加痛恨钢琴，在他眼里，钢琴就是专制的象征，只有一有机会，他绝对会把钢琴一把火烧成灰。
但是，情况早已发生了变化。孙元良访问记记录-2[/page]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巨额财富积累，知识精英阶层对权力集中的不满，已慢慢从为民请命的立场，转化为财富分配方式的诉求，知识精英不满于国家财富集中于政府和国有企业之手，希望用“民主”和“选举”来分得权力甚至是夺取权力，但是，这个阶层在各种场合表现出来的幼稚的管理观点和偏激的政治主张，得不到官方的顺应和民众的广泛支持，精英阶层就把这一切归咎为专制制度和专职制度下的奴性思想，于是，精英们坚定不渝地打起了持久战，不约而同地把意识形态强加到大学的讲台上去，灌输到任何一种具体的知识和技术中去。
精英们向中国所有有价值的领域，发起了一系列的破坏运动。
精英们认为是传统文化支撑了集权的存在，所以，传统文化变成了他们的靶子，他们按照自己的愿望和想象，把美国塑造成一个连美国人自己都羞于接受的“上帝之城”。被他们祭在供桌上的西方文化，其实只是用来砸毁一切中国传统的暴力工具，只要是不符合西方价值尺度的观念与道德，都会被他们拿来进行阉割和切除。
精英们认为被洗脑的愚民支撑了集权的统治，因此，这些愚民又被咒骂为“义和团”。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贫弱阶层，成为了他们攻击权力的“板砖”，但这些“板砖”扔完之后，他们又称之为“无法带入现代化”。所以，厉以宁才说：“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所以，复旦教授朱学勤才会气急败坏，把一场夺取几万人生命的地震，诅咒为对本民族的“天遣”。
精英们认为是传统道德阻碍了“民主思想”的贯彻，所以，便以不负责任的极端自由主义和反道德行为来摧毁传统道德，所以，“范跑跑”才会把自己违反人类公德的自私行为，吹嘘为最符合人性的反国家暴政的斗争。被学生砍死在课堂上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程春明，一边把女研究生抱在怀里，一边抨击亵渎法制的贪腐行为。至于那个叫李银河的具有强烈窥视欲的干瘪女人，更是把“性解放”歌颂成了一个翻天复地的伟大革命。
因为中国国家主权的完整阻挡了美国大兵的军靴，所以，精英们又推出了“人权高于主权”的口号，企图用“人权”来撕开中国国家的大门，建立起一个欢迎“皇军进村”的“人权维持会”。
精英们认为中国的粮食生产能力支撑了中国社会的稳定，而这种稳定又为集权政府的存在提供了空间，于是，茅于轼才会代表美国人民来抗议中国的土地保护政策，他认为中国应当到国际市场去购买粮食，可如果买不到粮食，那就说明中国人自己出了什么问题。对于迟迟没有到来的中国社会动荡，茅于轼心急如焚，已经是只管宣传目标，不顾逻辑通顺。孙元良访问记记录-3[/page]
说穿了，目前中国的知识精英把“民主”推到神的位置上，实际上就是希望用“民主选举”的办法来夺取政权，至于说“夺权”以后，怎么来解决中国现有的各种困难，他们根本没有想过，如果有人问及，他们就用一句“民主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来充当所有答案，实际上，对于中国的问题，这许多连自己的个人生活都搞得一塌糊涂的“低能儿”，他们根本没有实际能力来领导社会、指引人民。他们无视这个世界上国际斗争之间的弱肉强食，他们无视中国国内的具体国情，他们无视自己的奋斗目标将会给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只是为“民主”而“民主”，为“选举”而“选举”，一旦目的没有达到，便陷入了一种“逢共必反”的偏执的思想怪圈之中。盲目的仇恨便蒙蔽了精英们的眼睛，使他们心中只装满了对权力的“恨”，却失去了对民众最基本的人文之“爱”，他们将迟迟没有等到“民主骚乱”的愤恨迁怒于全民族，以“民主”为凶器，巴不得将这个民族所拥有的一切破坏殆尽。
这些失去了大脑的“民主恐怖分子”，假如他们得到了政权，他们在改革中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只会说是民主还不够彻底;倘若搞到国家崩溃，他们又会说中国的庞大本身就基于专制的大一统传统，分裂成几个小国反而更好;而最后出现民族毁灭，他们更会冷酷地认为，中国人口多、素质低，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进入现代化。就因为中国实行不了知识精英们需要的的那种政治体制，所以，他们便对整个民族进行一种集体惩罚式的诅咒。
这才是地地道道的“民主恐怖分子”!
然而，在没有实现用“宪政”来夺取政权的目的之后，这些急功近利的精英们，又反过来投靠国内外各种各样的利益团体，争先恐后加入了各种以前他们口诛笔伐的腐败链条，但同时还念念不忘把各种理论光环呆在自己头上，所以，才会有人赤裸裸地宣称自己“为富人说话”、“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
这才是地地道道的“民主娼妓”。
知识精英阶层的种种恶行，失去了自我的道德权威，使大众更难理解甚至反感民主制度所具有的分权和制衡的真正意义，从这一点说，知识精英实际上起到了“反民主”的恶劣作用。所以，在这种社会心态下来实行拔苗助长式的“民主选举”，中国的结局不会好于韩国和泰国，甚至不会好过菲律宾，这种“民主”给中国人带来的命运，只会是一种全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复仇和清算，绝不是什么“流奶和蜜”的仙境。
知识精英们在推崇美国“科技文明”的时候，恰恰是互联网的普及和推广，打破了他们在中国思想领域内的霸主地位，冲淡和稀释了他们的社会影响力，颠覆了他们正用来误导我们的价值标准，这是精英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结局。
互联网确实把世界变成了平的，一切思想都要在这个时代再次进行价值重估和价值再建。
全世界的“雷锋塔”都在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崩塌，这个时代的“礼崩乐坏”，却使中国意想不到地进入了新的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一个新中华文明的曙光，从20_年“5·12”那天开始，已经在天际熠熠生辉
世界上真正难以理解的是这个世界为何会美得如此不可思议
其实，人并不是一开始就真正的了解自己，觉得自己会怎么样，不会怎么样，那只是对自己的猜测，只有真正遇到事情自己做出反应后，自己的性格才会体现出来。
只有在探究这个世界的过程中将其结构的，并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见到一个完全可以领会的再造世界。某种程度上，哲学家是痛苦与不幸的，他们天生就与自己所处的世界有种隔离感，只有在不停的回望与审视的思索中也许他们才能对自己所处的环境有深刻认知的信心。
这是一种对心灵索取无度的结果。亦有成名前所有艰辛、苦闷的宣泄，这算是我国受惠于改革开放的精英一代的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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