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政府绩效与公众信任”为主题，撰写小论文集合17篇
主题，汉语词汇，拼音：zhǔ tí，是指文艺作品中或者社会活动等所要表现的中心思想，泛指主要内容。在描绘性艺术中，主题关涉个人或事物的再现，也涉及艺术家的经验，这经验是艺术创作灵感的来源。语出老舍《四世同堂》五一：“每个演员都极卖力气的表演。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以“政府绩效与公众信任”为主题，撰写小论文集合17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以“政府绩效与公众信任”为主题，撰写小论文1
[摘要]自从新媒体迅速发展，我国网民规模大幅度扩大。文章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_网民社会意识调查的公开数据，探究普遍信任和政府信任现状以及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效果。研究结果表明，普遍信任同意度介于同意和中立之间，政府信任度呈现“央强地弱”的总体格局。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对中央政府的影响程度要高于地方政府。
[关键词]新媒体;普遍信任;政府信任;影响
[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政治生活与网络媒介密切相关，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_年6月30日，我国网民规模达8.02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7.7%。可见，网民是民众的一部分，网民在网上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意愿，体现强大真实的民意。而人际信任和政府信任是信任范畴的两个重要方面。在信任的测量上，人际信任属于社会信任的领域。韦伯（1995）将其划分为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普遍信任以相同信仰为基础，也称和陌生人之间的信任;特殊信任以血缘或裙带关系为纽带，建立在自己所熟知的群体之上。而政府信任是民众对政府或政治制度所持有信心的正面期望。因此，网民的政府信任度不仅能够反映民众政府信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展现着社会整体信任水平和国家政府信任的未来趋势。诸多学者在关于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的关系研究中，均一致认为人际信任特别是普遍信任是政府信任的基础，普遍信任可以作为解释居民政府信任的有效变量。且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网民获取信息方式多元化，网民能从微博、微信等多渠道更及时地了解官方媒体未能及时报道的事态发展与事实真相，可能更能客观、理性地看待政府行为。因此，本文在借鉴前人关于人际信任与政治信任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运用CGSS20_网民社会意识的调查数据，利用SPSS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深入分析，以了解当前网民对政府信任的现状以及探讨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程度。
1文献回顾与述评
普遍信任是社会关系网络中重要的社会资本组成要素之一，长期以来深受国内外学者重视，他们通过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对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得出不同的结论。尤斯拉纳（20_）在研究中发现，政府部门之间信任水平会随着人际信任的下跌而降低，政府工作效率会随之发生影响，导致公众对政府信任度下降，即人际信任对政府信任产生正向影响。而Stolle（1998）认为，普遍信任会对自己所属的公共组织产生负向影响，即普遍信任越高，政府信任越低。同时，还有部分学者认为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如帕特南（20_）认为应该从理论上区分人际信任和政府信任，二者可能不存在相關关系。
近年来，我国不少学者将普遍信任作为解释变量、政府信任作为被解释变量来研究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如谢治菊（20_）在基于江浙和贵州高校的实证研究中发现，普遍信任的增强对政府信任的提升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张海良、许伟（20_）在探讨普遍信任与政府信任的关系中，提出普遍信任程度越高，政府信任会随之产生正向影响。赵慧增、王思琦（20_）以西南交通大学为例，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与中央政府信任相比，普遍信任对地方政府的影响程度更大。
相较于大量学者研究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部分国外学者认为信任可以分为政府信任和社会信任，两者是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并将政府信任作为自变量，普遍信任作为因变量进行研究，得出了相应的成果。什托姆普卡（20_）在对波兰的实证研究中指出，政府信任态势的提高促进了公众间的普遍信任。Rahn（1999）、Rothstein（20_）等认为，政府信任是影响公众信任他人的重要影响因素，公众对政府的信心程度的提升，直接促进公众信任社会其他人。
关于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研究，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考察的因素各不相同。从政府的角度来说，社会经济、依法行政、社会治安状况等政府绩效发展良好会提高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进而影响政府信任度。（胡荣、胡康等，20_）从公众的角度来说，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展现了他们的互惠态度、社会网络和人际信任的结果，政府关注公民的要求，对行政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公民的意愿得以表达，最终促进政府信任度的提升。（高勇，20_）从传播的角度来看，媒体对政府形象的塑造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公众更关注媒体，便更能多渠道了解社会事件各种观点，进而更能客观、理性看待政府行为，相应地会表现出更加信任政府的态度。此外，刘建平、周云（20_）在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时，提出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等个人特征因素和文化因素都会对政府信任产生影响。卢海阳、郑逸芳等（20_）基于对我国16个城市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引入公共政策满意度及对政府工作满意度后，政府信任程度表现得更加显著。
总的来说，前人对普遍信任与政府信任的关系研究存在争议性，并未有统一的认识，并且国内外研究以理论描述研究居多，定量研究较少。从政府信任影响因素来看，其潜变量还有待深入探究，学者大多从人口学特征变量、政府绩效论、社会资本论等潜变量来研究，可能疏漏了关于公众对公共政策等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并且，新媒体时代迅速发展，网民队伍不断扩大，媒体因素对政府信任程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国内外学者基于网民群体的检验较为缺乏。鉴于此，本文致力于通过CGSS20_调查数据深入探讨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
2数据来源与变量测定
2.1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_年通过在互联网发布网络问卷对中国网民开展网络调查的公开数据。本文的研究对象选取18周岁以上的中国网民，经过样本筛选，剔除含有信息严重缺失的样本后，最终所得样本容量为3730名，样本人口学特征如表1所示。 2.2变量操作化
本文所采用的变量的名称、定义和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本文将政治信任划分为中央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选取问卷中的问题“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请问您多大程度上信任它们”加以测量，将选项“非常不信任”“比较不信任”“一般”“比较信任”、“非常信任”分别赋值为1、2、3、4、5，平均值越高，表明网民政府信任程度越高。结果发现，中央政府信任均值明显高于地方政府，分别为3.01、1.97。且网民对中央政府比较信任比例最高，约占36.33%，这比地方政府多了20.43个百分比。可见，我国网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明显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这与谢星泉（20_）在研究政治信任结构与群体性事件中认为我国公民“央强地弱”的政治信任趋势相一致。
本文将普遍信任作为自变量，选取“在我们这个社会，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进行数据处理，将选项“非常不信任”“比较不信任”“一般”“比较信任”、“非常信任”分别赋值为1、2、3、4、5，平均值越高，表明网民普遍信任程度越高。结果发现，我国网民对普遍信任度介于“一般”与“比较信任”之间，约为3.27。如表4所示，网民普遍信任程度最高为“一般”，约占36.68%，其次为“比较信任”，约占35.98%。
朱春奎等（20_）认为性别、年龄、收入、教育程度等社会人口属性因素对政府信任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卢海阳等（20_）在公共政策满意度与中央政府信任研究中认为人口学特征、公共政策满意度等方面对政府信任有一定的影响。罗龙真（20_）在基于CGSS20_对政府信任与社会信任关联性实证研究中将教育程度、生活幸福感、社会公平感等作为控制变量，实证检验了政府信任的影响效应。生活幸福感本文借鉴前人的研究，选取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学历、职业等人口学特征、民主政治满意度、主观幸福感和时政关注频率为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模型中。
3网民政府信任的Logistic回归分析
为研究普遍信任是否对政府信任有正向影响，本文对网民的政府信任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1和模型2考察人口学特征、民主政策满意度以及普遍信任变量对网民政府信任度的影响，统计结果见表5。
3.1普遍信任的影响
模型1和模型2显示，在控制人口学变量及民主政治满意度、主观满意度、时政关注频率等控制变量后，普遍信任在10%的水平上负向影响中央政府信任度，但对地方政府信任度影响不显著，影响系数分别为-0.694和-0.248。这表明，网民普遍信任度越高，政府信任度越低，这与现有的相关的实证研究相抵触，如张海良，许伟等基于数据CGSS20_对人际信任、社会公平与政府信任关系的实证研究。由于研究群体的不同，选取控制变量的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会有所不同。本文认为普遍信任度对政府信任度的负向影响的解释是：本文选取CGSS20_网民社会意识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新媒体背景下，网民更容易依托社交平台与他人交流，刚开始他们愿意选择相信对方，由于网络的虚拟世界存在很多动机不纯或者带有不良目的的行为，经过多起网络交友失范事件报道后，最终使网民趋于培养理性的信任态度，让政府信任度有较大的改变，由此对政府信任产生负向影响。
3.2人口学变量的影响
在模型1和模型2中，性别在1%的水平上正向影响中央政府信任度，但对地方政府信任度影响不显著，系数分别为0.349和0.012。这可能存在的原因有：首先，这是我国“央强地弱”的政治信任格局的体现;其次，无论在劳动力市场还是政治参与中，性别歧视是常见的现象，这种刻板印象会直接影响公众对女性的信任和支持，长期以来女性便对政府产生较低额度的信任值。而年龄、政治面貌、学历、职业等其他人口学变量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信任度影響均不显著。
3.3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
在模型1、模型2中，网民主观幸福感在1%的水平上正向影响地方政府信任度，但对中央政府信任度未产生显著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1.675和0.530。第一，公众在生活中获得了制度上的保障，自身的幸福感更能表现出来，由此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政府信任度，这与刘明明（20_）在对“社会信任对公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的结论相符。第二，地方政府保障制度的执行对公众基本生活以及权益保障有着较大程度的影响，而中央政府的提案等还需地方政府的试点以及真正执行，加之公众主观幸福感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政府信任度，最终主观幸福感对地方政府信任度影响更大。而民主政治满意度、时政关注频率均未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产生显著影响。
4结论与讨论
通过数据调查结果分析，本文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信任状况方面，我国网民普遍信任同意度平均值为2.78，介于“一般”和“比较信任”之间，中央政府信任均值明显高于地方政府，分别为3.01、1.97，呈现“央强地弱”的政治信任格局。
第二，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方面，普遍信任对中央政府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地方政府信任影响不显著。性别在1%的水平上正向影响中央政府信任度，但对地方政府信任度影响不显著。网民的主观幸福感在1%的水平上正向影响地方政府信任度，而未对中央政府产生显著影响。其他控制变量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影响均不显著。
本文研究的创新点主要有：第一，选择在新媒体背景下考察网民的普遍信任状况，更具有针对性和新颖性。第二，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测量有无普遍信任协变量，其他潜在变量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结论证实了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度有促进作用，同时也证实了其他潜在变量对其影响程度的变化。第三，运用实证方法，为学术界关于普遍信任度对政府信任度的影响争论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本文尚存在以下研究不足之处：一是本文研究数据样本局限于中国网民群体，未来可以扩展到我国公众，进而从更大的研究范围得出的结论更具有适用性和全面性;二是对政府信任的回归模型中可能还存在其他潜在变量，未来可以全方位深入探究关于对政府信任度的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1][波兰]埃里克·尤斯拉纳，著，张敦敏译.信任的道德基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_.
[2]Stolle，D.BowlingTogether，BowlingAlone：TheDevelopmentofGeneralizedTrustinVoluntaryAssociations[J].PoliticalPsychology，1998（19）.
[3][美]罗伯特·帕特南著，刘波，祝乃娟，张孜异，等译.独自打保龄球——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_.
[4]谢治菊.大学生特殊信任、普遍信任与政府信任成长之关联研究——基于江浙和贵州高校的实证调查[J].民族高等教育研究，20_（04）.
[5]張海良，许伟.人际信任、社会公平与政府信任的关系研究——基于数据CGSS20_的实证分析[J].理论与改革，20_（01）.
[6]赵慧增，王思琦.研究生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关联性实证研究——以西南交通大学为例[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_（01）.
[7]彼得·什托姆普卡.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M].北京：中华书局，20_.
[8]RahnWM，BrehmJ，CarlsonN.Nationalelectionsasinstitutionsforgeneratingsocialcapital[J].CivicengagementinAmericandemocracy，1999：111-160.
[9]RothsteinB.Socialcapital，economicgrowthandqualityofgovernment：Thecausalmechanism[J].NewPoliticalEconomy，20_，8（1）：49-71.
[10]胡荣，胡康，温莹莹.社会资本、政府绩效与城市居民对政府的信任[J].社会学研究，20_（01）.
[11]高勇.参与行为与政府信任的关系模式研究[J].社会学研究，20_（05）.
[12]刘建平，周云.政府信任的概念、影响因素、变化机制与作用[J].广东社会科学，20_（06）.
[13]卢海阳，郑逸芳，黄靖洋.公共政策满意度与中央政府信任——基于中国16个城市的实证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_（08）.
[14]谢星全.“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与群体性事件[D].西南交通大学，20_.
[15]朱春奎，毛万磊.政府信任的概念测量、影响因素与提升策略[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_（03）.
[16]罗龙真.政府信任与社会信任关联性[D].暨南大学，20_.
[17]刘明明.社会信任对公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J].学习与实践，20_（01）.
以“政府绩效与公众信任”为主题，撰写小论文2
作为以管理主义和市场取向为基础的管理工具,绩效管理在公共管理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府采购绩效管理是政府绩效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府采购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可以确保政府财政预算资金的高效使用,同时也可以提升政府采购管理水平.现阶段被纳入政府采购管辖范围的事项几乎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仅涉及货物和服务采购,还包括工程采购,几乎涉及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政府采购规模和结构的变化则会对一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分析政府采购绩效管理的价值性,并对政府采购进行价值性评估成为政府采购绩效管理的关注点.
长期以来公共价值在政府行为研究中被忽视,这与公共价值在现实中的重要作用相悖.涉及公众利益的公共价值在政府采购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市场主导型的社会强调根据市场来配置各种社会资源,凸显价值资源的独立性和特殊性,政府采购通过制度运行的绩效使其具有合法性,而制度绩效往往被简单地用经济成就来代替,这样的偏颇之处将会把公共价值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不断提升的绩效水平并不一定带来公民对政府采购满意度的提高以及对政府采购信任水平的增加.与此同时,政府采购价格高于市场价格、采购周期长于自主采购、采购结果的利用以及财政资金的产出效益不透明也广受争议.
公共价值作为一种全新的公共管理理念,体现的是政府的行为逻辑,强调的是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公共效用、政府作为管理主体追求公共利益的价值诉求以及政府在行动过程中对公众行为主张的公益导向.公共价值塑造着公民的公共生活,促进公共福祉和个人福祉.政府采购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本身蕴含着满足公共需要的价值属性,政府正是通过实施政府采购满足公众的公共需求,并在这一过程中追求效率、公平、公正、******、责任等公共价值.通过公共价值的输入,确保政府采购绩效管理的正确方向,将基于公共价值的绩效管理和政府采购绩效管理的工具进行理性结合,避免政府采购绩效管理陷入自身工具理性强大、价值理性虚弱的困境.通过政府采购绩效管理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剖析公共价值理念在其实践过程中的一些障碍,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以工具理性和效率至上作为价值追求的传统绩效管理无法解决的重要问题.
基于公共价值的政府采购绩效管理在主体选择、制度设计、公众参与及结果使用上都有明显不同于传统绩效治理的特征,政府采购在提供公共产品满足公共需求的过程中关注并引导公众的集体偏好,确定并创造公共价值.在政府采购过程中,不仅要利用有限的财政资金在规定的周期内完成项目采购,而且需要关注和回应公民、具体项目业主及提供资金来源的纳税人偏好.公共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府采购绩效是否真正得到全面体现,政府采购公共价值的建构与实现构成提升政府采购绩效管理水平的路径依赖,直接影响着政府采购绩效管理的发展方向.
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国内外贸易环境和规则对政府采购绩效管理理念、体制、程序等方面带来巨大的挑战.在这样的社会发展变化环境中,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政府的主体地位遭到削弱,而个体的合法逐利,能够实现自我价值,同时也增加了与公共价值冲突的矛盾.政府采购绩效管理既要体现公共价值,矫正传统绩效管理效率占优的价值取向,重新回归政府行为“公共性”的本质和中心,又要体现本身的经济性,因此,政府采购绩效管理创新,建立以公共价值为理论基础的政府采购绩效管理模式,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需要.
本文基于对政府采购绩效管理问题相关文献的梳理与研究,并借鉴行政学、管理学、财政学的理论基础,遵循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按照理论基础——现实状况——原因分析——经验借鉴——创新性思考的逻辑思路,综合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比较分析法、逻辑分析法、价值链分析法、协同管理理论,以现阶段政府采购绩效管理为切入点,从对政府采购的公共价值分析入手,对当前政府采购绩效管理现状和成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在分析公共价值对政府采购绩效管理重要作用的基础之上,论证政府采购绩效管理的价值内生于公共价值当中,政府采购对资源的配置、对物品的分配、对利益的调整等,均应以公共价值为宗旨和归宿.基于公共价值的政府采购绩效管理的终极指向是为公众创造更多的公共价值,而非仅仅重视政府采购任务的完成和单纯的方法、技术的改进.
本文对基于公共价值的我国政府采购绩效管理的基本问题、具体架构、现实形态及总体思路等方面进行了详细分析,设计了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采购绩效治理的理论架构：从改革预算制度,为政府采购提供合理的运行平台；完善组织模式,为政府采购提供公正的竞争环境；优化流程设计,为政府采购提供明确的架构设定；强化监督机制,为政府采购提供有效的权力制约；建立协同机制,为政府采购提供顺畅的组织协同；推进信息化建设,为政府采购提供充裕的技术储备；设定评估指标,为绩效评估提供规范的操作指引.从以上七个方面提出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采购绩效管理改革思路.
以“政府绩效与公众信任”为主题，撰写小论文3
摘要：及时回应人民群众的期盼和关切是现代政府的一个重要标志。回应人民群众期盼和关切，宏观上要保证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微观上要在具体事件中保障人民切身利益。提升政府回应能力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是建立和谐社会的有力保障，是增强政府公信力的重要途径，是政府执政能力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是衡量政府执政水平的重要标杆。
关键词：政府回应内涵价值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_）23-0236-02
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之家》的报告中指出，治理有六个基本要素：参与、公开、透明、回应、法治和责任。回应作为治理的要素之一，要求政府在治理过程中，要与老百姓互动，对公众的合法性要求作出及时、负责的反应，不能无故拖延或者不了了之。回应越快，治理的程度越高。
李克强总理说过，及时回应人民群众的期盼和关切是现代政府的一个重要标志。回应人民群众期盼和关切，宏观上要保证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微观上要在具体事件中保障人民切身利益。
一、政府回应的内涵
1.政府回应的内涵
政府回应，“就是政府在公共管理过程中，对公众的需求和提出的问题作出积极敏感的反应和回复的过程”[1]。
政府回应的两点要求：其一，政府部门对公众的需求和提出的问题具有敏感性，要及时作出反应，不能置之不理;其二，政府在敏感性的基础上，要作出积极有效的回复，满足公众需求或解决群众问题。
政府回应是个互动过程：对公众来说，可以通过利益诉求渠道表达自身的要求与期望;对政府来说，要及时有效地对公众的诉求给予反应和回复。政府回应的结果可能是一种积极的表态，表明政府对问题的重视;也可能是对满足公众需求，还可能是对公众要求的一种说服和引导[2]。
2.政府回应的要素
一是回应主体。也就是“谁回应”，主要是政府和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二是回应对象，也就是“回应谁”，既可以是公民个体，也可以是社会组织，社会大众。三是回应客体，也就是“回应什么”，指公众提出的需要政府满足或解答的诉求。这种诉求可以是明确表达出来的，也可以是潜在的;既可以是反映社会整体利益的诉求，也可以是个人的具体诉求。四是回应渠道，也就是“怎么回应”，即回应的方式和渠道。五是回应反馈，也就是“回应的如何”，即公众对政府的回应作出的反应性信息，并把这种信息反馈给政府。
二、提升政府回应能力的价值
1.提升政府回应能力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
传统管制型社会中，政府也要根据社会需要去做事。但由于社会事务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而且公众很少有机会向政府提出要求，因此政府不会承受太多回应性的压力。政府之于公众来说，更多的是管控者，缺少对公众的服务和诉求的回应。
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意味着政府角色由管控者向服务者的转变。服务型政府，以服务人民、服务社会为宗旨。为了更好地提供服务，政府需要准确掌握公众的需求，并及时满足公众需要，解決公众问题，这个过程就是政府积极有效的回应过程。因此，提升政府回应能力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
2.提升政府回应能力是建立和谐社会的有力保障
说文解字看“和谐”二字。“和”由“禾”和“口”构成，“禾”代表粮食，“口”表示人。据此，“和”就是指人人有饭吃。“谐”由“言”和“皆”构成，“言”指说话、表达，“皆”是全部的意思。据此，“谐”就是指人人都有表达的、说话的权力，能够畅所欲言。那么“和”“谐”二字连起来，为我们描绘的和谐社会的场景就是：人民在满足物质生活的同时，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等也都能够得到保障。要实现这样一副场景，就要增强政府的回应性[3]。
而且，从社会稳定的角度说，政府能够及时了解民情、掌握民意，对涉及群众利益的问题能够早发现、早处理、早解决，给予及时回应，才能消除社会中存在的不和谐因素，实现社会的稳定发展。
3.提升政府回应能力是增强政府公信力的重要途径
20_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省兰考县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过“塔西佗陷阱”。通俗地讲，“塔西佗陷阱”就是当执掌公权力的政府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其说真话还是假话，都会被认为说假话;无论其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做坏事。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当然没有走到这一步，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可谓不严重，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会危及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4]公信不立，患莫大焉。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是政府权威的基础。
提升政府回应能力是增强政府公信力的重要途径。政府回应是政府公信力最直接的来源。如果把政府公信力看作一个“产品”，在它的生产过程中，人民的诉求是“需求侧”，政府回应就是“供给侧”。群众通过各种渠道发出呼声，向政府提出要求，实际上是群众有对政府产生信任的需求，希望政府是一个关心人民疾苦、能够为人民排忧解难的机构，而政府则通过回应向人民群众提供可以信任的政策资源，并使人民知晓政府是关心并愿意保护他们切身利益的可以信赖的管理者。在呼应之间，“需求”和“供给”发生了相互作用并对接起来，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信任由此建立，并成为一种稳定的社会资本，政府公信力亦随之产生[5]。
在需求与供给间，就像社会经济领域要从拉动需求转向供给侧改革一样，政府不仅要及时回应人民提出的需求，更应该积极主动地了解社会发展和人民权益状况，在需求产生之前主动响应，提高政策水平、提升执政能力、强化服务意识，时刻将改善民生作为政府职能第一要务，以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满足人民的需求，保障人民权益，保持政府公信力不断产生和稳定增长[5]。
4.政府回应能力是政府执政能力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是衡量政府执政水平的重要标杆
随着公众参与意识、表达意识、监督意识的增强，公众对于诸如分配制度改革、柴米油盐的价格、房屋拆迁的政策、化工厂选址方案这些问题越来越关注，不仅想了解政府部门“怎么看”，更想知道接下来“怎么办”。政府“回应”正由选答题变为必答题。坦率地说，中央在深化改革开放、高压反腐、改进作风、厉行节约等宏观层面对公众呼声给予了积极回应，但不少地方政府或相关部门回应在新闻事件、网络爆料等质疑时，仍时常显得迟疑、被动甚至恐惧。推进民主政治、打造阳光政府依然成为时代潮流。顺应时代潮流，“回应社会关切”是政府建设的内在要求，知情、参与、表达和监督是必须保障的公众权利，因此，各级政府及政府工作部门必须尽快适应并学会在质疑、追问的“杂音”中执政，就成为一门必修课，无法回避，更不可逃避！
参考文献：
[1]何祖坤.关注政府回应[J].中国行政管理，2000（7）.
[2]李严昌.政府回应过程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_.
[3]雷鸣.说文解字话和谐[N].羊城晚报，20_-12-16（A11）.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_.
[5]张欧阳.政府回应：政府公信力产生机制的“供给侧”[J].江汉论坛，20_（4）.
以“政府绩效与公众信任”为主题，撰写小论文4
摘要：以山东省950名青少年学生为调查对象，对青少年的政府信任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与研究，结果发现，理性选择路径、社会文化路径、政治参与路径均对青少年的政府信任有显著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善青少年政府信任的有效策略。
关键词：青少年政府信任影响因素心理机制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
1问题的提出
政府信任，指民众对于政府或政治制度所抱有的信心，相信它们会制定符合民众利益的政策并提供其预期的政策结果[1]。青少年是未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和生力军，他们的政府信任直接决定了我国政治生态和民主建设的发展与未来。学界关于青少年政府信任现状的研究，得出的结果不尽相同。有些研究表明，当代中国青少年政治信任的总体状况良好[2-3]，另外一些研究显示，当代青少年政治认同度不高且呈工见非均衡状态[4]。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是山东省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在新旧动能转换中，各级政府肩负着提供公共产品，支持科技创新，引导产业发展，健全社会保障等重要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山东省青少年的政府信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关于青少年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主体方面的影响因素主要有青少年的性别、年龄、家庭情况、人际信任、思政政治教育、大众传媒等;客体方面主要有政府的服务水平、公务员的素质、行政执行力等因素[5]。对政治信任的研究主要存在三种竞争性理论解释路径，即理性选择路径、社会文化路径、政治参与路径[6]。青少年政府信任影响因素及心理机制的分析模型，见图1。
什么因素影响山东省青少年的政府信任？三种解释理论预测作用如何？如何提升青少年政府信任？对此，本文进行有益的探索。
2研究方法
2.1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对山东省4所中学和4所大学的950名青少年进行调查研究。其中，男生386人（40.6%），女生564人（59.4%）;高一学生147人（15.5%），高二学生140人（14.7%），高三学生118人（12.4%），大一学生166人（17.5%），大二学生146人（15.4%），大三学生120人（12.6%），大四学生112人（11.8%）;生源地为农村的571人（60.1%），城镇的为379人（39.9%）;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的50人（5.3%），非党员900人（94.7%）;学生干部97人（10.2%），非学生干部853人（89.8%）。
2.2研究工具
通过对国内外大量文献梳理，建构了包含五个因素的大学生政府信任初测问卷，分别为基本信息、政府信任（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市级政府、县区政府、乡镇<街道>政府）、理性文化路径（制度信任、过程信任、人员信任、结果信任、生活满意度）、社会文化路径（人际信任）、政治参与路径（制度性参与、非制度行参与）。对初测问卷数据实施因子分析和信度分析，最终确定正式问卷包括以上4个维度，共19题。问卷中每个维度的信度检验结果，表明青少年政府信任影响因素问卷是稳定可信的。题项信度分析，见表1。
3调查结果
3.1青少年政府信任的总体状况
数据结果显示，在青少年政府信任的四维结构中，受访学生各维度的题项均分在3.591-3.704，处于中等偏上水平。青少年政府信任的总量表得分为3.621，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7]。青少年政府信任的总体状况，见表2.
青少年在“结果信任”维度上的得分最低，在“制度信任”维度上的得分最高，各维度平均值的大小顺序为：制度信任>过程信任>人员信任>结果信任。
3.2青少年政府信任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
为了分析和比较理性选择路径、社会文化路径以及政治参与路径对于青少年政府信任的影响，构建了四个多元统计分析模型，具体结果见表2。在控制变量方面，模型一到三的结果显示，性别、年级、政治面貌、生源地均对青少年政府信任没有统计上的影响，学生干部这一个变量却具有显著差异。三种理论解释路径对青少年政府信任的影响，见表3。
模型1关注理性选择路径对于因变量的影响。结果显示，除制度信任外，过程信任、人员信任、结果信任、生活满意度均与政府信任具有显著的关系，由此可以推断理性选择路径对于青少年的政府信任具有强大的预测作用。
模型2关注社会文化路径对于因变量的影响。结果显示，人际信任与青少年政府信任具有显著的关系。
模型3关注政治參与路径对于因变量的影响。结果显示，政治参与与青少年政府信任具有显著的关系。
模型4采用逐步回归的方式，保留显著影响青少年政府信任的因子。从表中可以看出，理性选择路径对青少年政府信任的解释力最强（0.282+0.137+0.162=0.581），其次为社会文化路径（0.149），最后为政治参与路径（0.134）。由此可见三种解释路径都对青少年政府信任具有一定的预测力。
4结论与建议
从表2可以看出，理性选择路径对青少年政府信任的解释力最强，这与现在文献研究结果较为一致。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社会背景下，各级政府仍需加大教育投入，加强校园软硬件建设，热爱学生、关注学生、善待学生，不断提高办学水平，让青少年切切实实体会到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提高广大青少年的学校满意度。
社会文化路径（人际信任）对青少年的政府信任有重要的塑造作用。当前青少年学生的人际信任不容乐观，研究发现我国大学生人际信任水平与年代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说明大学生人际信任正逐年降低[8]。从学校角度来讲，应该通过多种形式加强青少年的“三观”培养和教育，增加社会责任感，提升人格，完善道德，不断提高对学校、教师和同学的信任水平。
政治参与路径对青少年的政府信任有重要影响。学校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选修课、专题讲座、主题班会等形式，加强大学生政治主体观教育，使大学生充分认识其政治权利和义务，增强大学生的政治效能感，提高大学生的政府信任度。高校应该从学生全面发展的高度出发，开设政治实践活动和政治技能训练。积极推行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鼓励学生参与学校管理，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积极与当地政府部门和团群组织协作，开展丰富多彩的政治实践活动，丰富大学生的政治参与经验。
参考文献：
[1]孔祥军，华波，张洪涛.大学生政府信任度结构探索与问卷编制[J].高教学刊，20_（12）：29-30.
[2]冯岩.当代中国大学生政治信任研究[D].济南大学，20_.
[3]齐杏发，都宇青.大学生政治信任状况实证研究[J].江淮论坛，20_（3）：85-89.
[4]戴建波.当代大学生政治认同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湖北四所高校的调查分析[J].教育评论，20_（11）：85-89
[5]孔祥军，华波，张洪涛.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大学生政府信任度影响因素[J].管理观察，20_（2）：106-108.
[6]彭铭刚.青年中间阶层政治信任及其影响因素的比较分析——基于广州的实证调查[J].青年探索，20_（5）：15-24.
[7]孔祥军，华波，张洪涛.当代大学生政府信任度现状调查研究[J].科教导刊（中旬刊），20_（3）：186-188.
[8]辛自强，周正.大学生人际信任变迁的横断历史研究[J].心理科学进展，20_，20（3）：344-353.
以“政府绩效与公众信任”为主题，撰写小论文5
[摘要]自从新媒体迅速发展，我国网民规模大幅度扩大。文章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_网民社会意识调查的公开数据，探究普遍信任和政府信任现状以及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效果。研究结果表明，普遍信任同意度介于同意和中立之间，政府信任度呈现“央强地弱”的总体格局。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对中央政府的影响程度要高于地方政府。
[关键词]新媒体;普遍信任;政府信任;影响
[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政治生活与网络媒介密切相关，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_年6月30日，我国网民规模达8.02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7.7%。可见，网民是民众的一部分，网民在网上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意愿，体现强大真实的民意。而人际信任和政府信任是信任范畴的两个重要方面。在信任的测量上，人际信任属于社会信任的领域。韦伯（1995）将其划分为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普遍信任以相同信仰为基础，也称和陌生人之间的信任;特殊信任以血缘或裙带关系为纽带，建立在自己所熟知的群体之上。而政府信任是民众对政府或政治制度所持有信心的正面期望。因此，网民的政府信任度不仅能够反映民众政府信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展现着社会整体信任水平和国家政府信任的未来趋势。诸多学者在关于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的关系研究中，均一致认为人际信任特别是普遍信任是政府信任的基础，普遍信任可以作为解释居民政府信任的有效变量。且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网民获取信息方式多元化，网民能从微博、微信等多渠道更及时地了解官方媒体未能及时报道的事态发展与事实真相，可能更能客观、理性地看待政府行为。因此，本文在借鉴前人关于人际信任与政治信任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运用CGSS20_网民社会意识的调查数据，利用SPSS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深入分析，以了解当前网民对政府信任的现状以及探讨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程度。
1文献回顾与述评
普遍信任是社会关系网络中重要的社会资本组成要素之一，长期以来深受国内外学者重视，他们通过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对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得出不同的结论。尤斯拉纳（20_）在研究中发现，政府部门之间信任水平会随着人际信任的下跌而降低，政府工作效率会随之发生影响，导致公众对政府信任度下降，即人际信任对政府信任产生正向影响。而Stolle（1998）认为，普遍信任会对自己所属的公共组织产生负向影响，即普遍信任越高，政府信任越低。同时，还有部分学者认为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如帕特南（20_）认为应该从理论上区分人际信任和政府信任，二者可能不存在相關关系。
近年来，我国不少学者将普遍信任作为解释变量、政府信任作为被解释变量来研究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如谢治菊（20_）在基于江浙和贵州高校的实证研究中发现，普遍信任的增强对政府信任的提升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张海良、许伟（20_）在探讨普遍信任与政府信任的关系中，提出普遍信任程度越高，政府信任会随之产生正向影响。赵慧增、王思琦（20_）以西南交通大学为例，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与中央政府信任相比，普遍信任对地方政府的影响程度更大。
相较于大量学者研究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部分国外学者认为信任可以分为政府信任和社会信任，两者是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并将政府信任作为自变量，普遍信任作为因变量进行研究，得出了相应的成果。什托姆普卡（20_）在对波兰的实证研究中指出，政府信任态势的提高促进了公众间的普遍信任。Rahn（1999）、Rothstein（20_）等认为，政府信任是影响公众信任他人的重要影响因素，公众对政府的信心程度的提升，直接促进公众信任社会其他人。
关于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研究，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考察的因素各不相同。从政府的角度来说，社会经济、依法行政、社会治安状况等政府绩效发展良好会提高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进而影响政府信任度。（胡荣、胡康等，20_）从公众的角度来说，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展现了他们的互惠态度、社会网络和人际信任的结果，政府关注公民的要求，对行政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公民的意愿得以表达，最终促进政府信任度的提升。（高勇，20_）从传播的角度来看，媒体对政府形象的塑造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公众更关注媒体，便更能多渠道了解社会事件各种观点，进而更能客观、理性看待政府行为，相应地会表现出更加信任政府的态度。此外，刘建平、周云（20_）在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时，提出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等个人特征因素和文化因素都会对政府信任产生影响。卢海阳、郑逸芳等（20_）基于对我国16个城市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引入公共政策满意度及对政府工作满意度后，政府信任程度表现得更加显著。
总的来说，前人对普遍信任与政府信任的关系研究存在争议性，并未有统一的认识，并且国内外研究以理论描述研究居多，定量研究较少。从政府信任影响因素来看，其潜变量还有待深入探究，学者大多从人口学特征变量、政府绩效论、社会资本论等潜变量来研究，可能疏漏了关于公众对公共政策等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并且，新媒体时代迅速发展，网民队伍不断扩大，媒体因素对政府信任程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国内外学者基于网民群体的检验较为缺乏。鉴于此，本文致力于通过CGSS20_调查数据深入探讨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
2数据来源与变量测定
2.1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_年通过在互联网发布网络问卷对中国网民开展网络调查的公开数据。本文的研究对象选取18周岁以上的中国网民，经过样本筛选，剔除含有信息严重缺失的样本后，最终所得样本容量为3730名，样本人口学特征如表1所示。 2.2变量操作化
本文所采用的变量的名称、定义和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本文将政治信任划分为中央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选取问卷中的问题“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请问您多大程度上信任它们”加以测量，将选项“非常不信任”“比较不信任”“一般”“比较信任”、“非常信任”分别赋值为1、2、3、4、5，平均值越高，表明网民政府信任程度越高。结果发现，中央政府信任均值明显高于地方政府，分别为3.01、1.97。且网民对中央政府比较信任比例最高，约占36.33%，这比地方政府多了20.43个百分比。可见，我国网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明显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这与谢星泉（20_）在研究政治信任结构与群体性事件中认为我国公民“央强地弱”的政治信任趋势相一致。
本文将普遍信任作为自变量，选取“在我们这个社会，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进行数据处理，将选项“非常不信任”“比较不信任”“一般”“比较信任”、“非常信任”分别赋值为1、2、3、4、5，平均值越高，表明网民普遍信任程度越高。结果发现，我国网民对普遍信任度介于“一般”与“比较信任”之间，约为3.27。如表4所示，网民普遍信任程度最高为“一般”，约占36.68%，其次为“比较信任”，约占35.98%。
朱春奎等（20_）认为性别、年龄、收入、教育程度等社会人口属性因素对政府信任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卢海阳等（20_）在公共政策满意度与中央政府信任研究中认为人口学特征、公共政策满意度等方面对政府信任有一定的影响。罗龙真（20_）在基于CGSS20_对政府信任与社会信任关联性实证研究中将教育程度、生活幸福感、社会公平感等作为控制变量，实证检验了政府信任的影响效应。生活幸福感本文借鉴前人的研究，选取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学历、职业等人口学特征、民主政治满意度、主观幸福感和时政关注频率为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模型中。
3网民政府信任的Logistic回归分析
为研究普遍信任是否对政府信任有正向影响，本文对网民的政府信任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1和模型2考察人口学特征、民主政策满意度以及普遍信任变量对网民政府信任度的影响，统计结果见表5。
3.1普遍信任的影响
模型1和模型2显示，在控制人口学变量及民主政治满意度、主观满意度、时政关注频率等控制变量后，普遍信任在10%的水平上负向影响中央政府信任度，但对地方政府信任度影响不显著，影响系数分别为-0.694和-0.248。这表明，网民普遍信任度越高，政府信任度越低，这与现有的相关的实证研究相抵触，如张海良，许伟等基于数据CGSS20_对人际信任、社会公平与政府信任关系的实证研究。由于研究群体的不同，选取控制变量的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会有所不同。本文认为普遍信任度对政府信任度的负向影响的解释是：本文选取CGSS20_网民社会意识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新媒体背景下，网民更容易依托社交平台与他人交流，刚开始他们愿意选择相信对方，由于网络的虚拟世界存在很多动机不纯或者带有不良目的的行为，经过多起网络交友失范事件报道后，最终使网民趋于培养理性的信任态度，让政府信任度有较大的改变，由此对政府信任产生负向影响。
3.2人口学变量的影响
在模型1和模型2中，性别在1%的水平上正向影响中央政府信任度，但对地方政府信任度影响不显著，系数分别为0.349和0.012。这可能存在的原因有：首先，这是我国“央强地弱”的政治信任格局的体现;其次，无论在劳动力市场还是政治参与中，性别歧视是常见的现象，这种刻板印象会直接影响公众对女性的信任和支持，长期以来女性便对政府产生较低额度的信任值。而年龄、政治面貌、学历、职业等其他人口学变量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信任度影響均不显著。
3.3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
在模型1、模型2中，网民主观幸福感在1%的水平上正向影响地方政府信任度，但对中央政府信任度未产生显著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1.675和0.530。第一，公众在生活中获得了制度上的保障，自身的幸福感更能表现出来，由此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政府信任度，这与刘明明（20_）在对“社会信任对公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的结论相符。第二，地方政府保障制度的执行对公众基本生活以及权益保障有着较大程度的影响，而中央政府的提案等还需地方政府的试点以及真正执行，加之公众主观幸福感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政府信任度，最终主观幸福感对地方政府信任度影响更大。而民主政治满意度、时政关注频率均未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产生显著影响。
4结论与讨论
通过数据调查结果分析，本文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信任状况方面，我国网民普遍信任同意度平均值为2.78，介于“一般”和“比较信任”之间，中央政府信任均值明显高于地方政府，分别为3.01、1.97，呈现“央强地弱”的政治信任格局。
第二，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方面，普遍信任对中央政府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地方政府信任影响不显著。性别在1%的水平上正向影响中央政府信任度，但对地方政府信任度影响不显著。网民的主观幸福感在1%的水平上正向影响地方政府信任度，而未对中央政府产生显著影响。其他控制变量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影响均不显著。
以“政府绩效与公众信任”为主题，撰写小论文6
高绩效政府的创建和公信力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高绩效政府是政府形象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良好的政府形象无疑是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法宝。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政府公信力的提升有赖于高绩效政府的创建。同时,政府公信力又是高绩效政府创建过程中的一股活力因素,公众对政府的支持和信任可以减少高绩效政府创建过程中的阻力,产生一种休戚与共、荣辱相依的情感。
一、高绩效政府是政府形象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政府形象是一种社会资本是政府本身的一项重要资源,对提升政府公信力大有裨益。政府形象建设归根结底是要获得公众的满意和认可。一般来说,廉洁高效、公开透明、责任回应、务实创新等良好的政府形象构成了政府权威的合法性基础,是政府有效运行不可缺少的条件,能够降低政府运行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其强大的凝聚力能够培育出公众对政府的认同感和信任感。良好的政府形象是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法宝,任何增进政府形象的行为都是建立信任的捷径。“像凯迪拉克一样好”和“像存在银行里的钱一样安全”这样的信誉都是靠多年的努力才得以建立的,无懈可击的信誉减少了建立信任的时间。“信任的原始基础是熟悉的特征的过去的记录。因此识别与记忆的能力成为这一机制的生理支点。但是仅凭这一生理上的能力还远远不够。“为了给信任找到参照我们需要在识别和记忆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媒介它就是声誉。”[1]如果政府向公众展示了优良的形象,使得公众抱有“像政府一样高绩效”或“像政府一样为公众服务”等等看法,那就表明公众对政府已具备较高信任关系了,而这正是我们致力于追求的目标。
政府形象是公众对政府言行形成的印象、评价和信念的总称,是公众对政府整体素质、执政能力和施政业绩等方面的一种主观评价。政府形象的根本依据取决于政府的实际表现, 即“施政业绩”,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政府绩效。“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中,公民对政府的合法性认同及其引起的信任与支持,主要基于三个来源: 一是对产生公共管理的国家主权的信念;二是对政府公共管理效能的信任;三是对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预期。[2]这里所说的第二个来源“政府公共管理效能”指的就是政府绩效。 政府绩效是一个包含经济、效率、效益以及社会公平等因素的综合性范畴。高绩效政府是指政府在履行行政职责的过程中,在注重社会公平的基础上,能够积极回应公众要求,追求公众满意,以相同或更少的资源获得公共产出的最大化。[3]高绩效政府能实现高效率和高效益,关注公平的价值,能满足公众期待,使公众的满意度和忠诚度得以提高,是政府形象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以建立高绩效政府为目标的行政改革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效,高绩效政府的创建已成为现代政府的一个必然选择。
目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共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国政府必须强调政府的总体绩效,力争创建高绩效政府。我国政府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政府服务的质量取决于其工作绩效。如果政府的工作是高绩效的,它就能胜任自己的责职, 从而在公众中树立起威信,使公众心悦诚服地拥护政府、信任政府。
二、赢取公众信任有赖于高绩效政府的创建
取得公众信任有赖于高绩效政府的创建,政府的管理重塑高绩效形象是公众对政府信任投入的重要源泉。如果政府树立了高绩效形象,自己的责任感也会增强,在公众中就有了威信和号召力,容易得到公众的信任与支持,公众愿意与政府达成更多的一致,政府的政策易于得到理解,政府的目标也能顺利地贯彻与执行。公众在内心形成政府的高绩效形象,就会在遇到困难时首先向政府求助,在陷入危机状态时团结到政府周围,在面临挑战时和政府齐心协力。
1·高绩效政府是一个公众满意度高的政府
可以说,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现代政府治理的实质精神就是必须为公众服务,对公众负责,并时刻关注公众利益的平衡和实现。而且,现代政府所面临的竞争性生存环境也要求政府必须密切关注公众满意度,并随时调整自己的服务来满足公众的需求。这就意味着现代政府必须以公众满意度作为衡量和评价政府绩效的一个重要指标。
公众满意度是公众对政府工作满意程度的一种心理状态,高绩效的政府应该是具有较高公众满意度的政府。以公众满意度为导向来评价政府绩效是构建现代高绩效政府的必然要求。因为,以“公众本位”替代“政府本位”已经是一种大势所趋,高绩效政府必将始终以公众满意作为其行为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执政为民”是当前创建高绩效政府的思想基础。当然,政府肩负着社会整体规划和长远发展的重任,它也不能仅仅为了公众的满意而只顾公众眼前的、直接的、经济的利益。
2·高绩效政府是一个有限而强大的政府 高绩效政府是一个有限政府。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我国政府的功能不再是无所不为的全能型管理,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有限型管理与服务。政府与市场或社会各司其职,有限政府的职能主要在于经济调控、市场监管、弥补市场失灵和提供公共服务。有限政府的高绩效可以从适度的政府规模、科学的政府职能范围、精明强干的政府机构人员等方面加以衡量。但有限政府并不是弱政府或低效政府的代名词。恰好相反,追求政府的有限性是期望利用政府的能力以低成本来满足公众的需求。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推行各项改革政策。高绩效政府体现了政府强大的能力,“一个政府的合法 性取决于一个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了社会存在的问题,即政府能力。”[4] 一个强大而有能力的政府具有良好的战略管理能力、行政执行能力和自我监督能力, 能够保证政府运行的效率及处理关键性问题的速度。如果政府在维护和促进公众利益、提供优质服务、解决公众的实际问题方面表现出了强大的能力,自然能赢得公众更高的信任。 政府要以现代的公正理念作为政策的基本立足点,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促进和社会的发展,获得公众的认同和支持;保持较高的社会治理能力,转变政府职能,创建高绩效政府, 与社会的发展保持同步运行;政府除了有权力有能力通过政策的制订及自身的转型实现强的目的外,在实现过程中还要确保自己运行方式的合理性,避免以目的的正当性论证行为的合理性。
3·高绩效政府是一个服务型政府
服务型政府理念是与高绩效政府关联最为紧密的一个维度。根据社会契约理论,政府是因为社会的需要和满足公众利益的要求而存在的,其最根本的职能就是服务职能。服务型政府的实质就是为人民服务,追求的是公共利益的实现,以公众利益为中心,以公众满意度作为衡量自身绩效的标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是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基本要求。在这一基本理念的指导下,政府势必要转变全能政府的观念,变无限责任政府为有限责任政府,实现高绩效政府的目标。
完善政府公共服务是转型期政府形象建设的基本立足点。高绩效政府应当能够合理地考虑在成本与效率和公平之间保持平衡,并且应当能够服务于当前和未来的社会需求。在转型期,政府应为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和有效的公共服务。政府必须突破本位主义,不为局部与眼前利益所动,谋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步发展,维系整个社会效率与公平的平衡发展,尽可能消解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各种矛盾,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双轮驱动。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公众持久的支持和信任。 三、创建高绩效政府的思考 作为一种全新的政府治理理念,高绩效政府强调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注重责任,将公平置于重要的位置,是对服务型政府、有限型政府、责任型政府、公平型政府等治理理念的综合与深化。
首先,高绩效政府的创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政府百折不挠的努力。即使在面对众多批评,甚至在政府努力为社会公众服务却仍得不到公众的认同或赏识时,也要坚定创建高绩效政府的决心和信心。高绩效政府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善于抓住改革时机的政府。高绩效府应富有创新意识和灵活性,具有采取行动的倾向性,能够预测未来趋势并做出相应的组织战略调整。创建高绩效政府不仅要对政府的工作方法和组织结构进行改革,还需对政府的服务对象、组织文化以及管理系统进行全面的改造,引入现代系统科学方法进行宏观上的整体设计。政府确立明确的改革目标,并脚踏实地开展工作,都会激发起创建高绩效政府的热情,政府的这种热情对于提升公信力无疑是一支强心剂。
其次,高绩效政府的创建有赖于政府对信誉的重视,也就是政府对其高绩效形象的维系。要促使政府有维护自身信誉的主动性,必须具备一定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建立激励和约束机制的根本措施在于使信誉保持较高的价值,信誉低会受到较高惩罚或损失,信誉高则可获取高收益。高绩效政府需要引入风险激励机制,创造一种紧张气氛,在容忍平庸的环境中注入一种重 视优异表现的精神。选择一个能引起公众关注的外在威胁或外部竞争对手,使公众意识到为达成共同目标须与政府保持一致性,使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在外在威胁或竞争对手面前消失。可以说,高绩效政府的创建尤其体现在政府的危机处理能力上。政府在危机中的一举一动都会被迅速放大,并被公众纳入评价的范畴,当然,危机状态下也极容易产生更高程度的不信任感。虽然危机公关能力是增强政府高绩效形象的重要途径,但是要让公众在政府面临困境或失败时仍保持较高水平的信任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最好还是让政府少处于危机之中。
再次,高绩效政府的创建需要重视领导艺术,领导人必须值得公众信任的方式行事。领导艺术在激发高绩效政府创建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领导人必须具备在特定历史时期所需要的特殊才能,有能力面对转型时期的各种挑战。如果领导人没有能力、言行不一、不关心公众,则非常容易毁掉信任。高绩效政府的创建需要领导人的支持和促进,只有领导人认识到创
建高绩效政府的重要性,才可能不断促进建设。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人的魅力可以对公众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促进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即使公众对政府施政的一些具体方式存在异议,即使政府遇到一些危机,公众也能与领导人所代表的政府同呼吸、共命运。
最后,高绩效政府的创建是一个共同参与的过程,每个人都能为这个过程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事实上,在组织的任何层次上都可以做出高绩效改革的决定。你不必一定是最高行政官或民选官员才能有效地改革。显而易见,管理部门会有更大的权力和资源来指导改革。但是中层管理人员或一线雇员同样可以做很多事情。虽然在等级制中职位影响着控制范围的大小,但是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在他或她自己的控制范围内提高绩效。”高绩效政府应积极主动地扩大政府决策的公众参与程度,以公众意愿作为第一价值取向,并建立公众参与决策的渠道、规则和程序。通过让各方广泛参与评价政府绩效,建构起立体的、综合的政府绩效评价机制,让服务对象监督、评判政府和公务员的工作。这种促进参与的高绩效政府的创建过程,使得公众更能以一种积极的姿态投入其中,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对政府的支持和信任。
[参考文献]
[1]郑也夫·信任论[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_·108.
[2]林兴初，构建面向现代化的政府形象[J]·行政与法, 20_(8.
[3]刘华涛，论高绩效政府[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 20_(1.
[3]LiuHuatao·Discussion ofHigh-performanceGovernment.School ofAviation and IndustryManagement ofZhengzhou Transaction,20_(1.
[4]许文惠,张成福·危机状态下的政府管理[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5][美]马克·G·波波维奇·创建高绩效政府组织[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_·
以“政府绩效与公众信任”为主题，撰写小论文7
摘要：“学困生”问题是每一个实施义务教育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学困生不是极个别学生，可以认为是一部分弱势群体，如何有针对性的引导学困生进行有效教学，促使其转化，已成为我们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因此，充分了解学生的身心特点，学困原因，才能做到因材施教，有的方式。
关键词：学困生；转化；挚爱；信任；耐心
学困生的转化是班主任工作中的一个难点。作为班主任，要有爱心、有信心、有耐心，并根据他们各自不同的特点，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争取得到转化。
一、挚爱——学困生转化的感情基础
夏丐尊先生说过：“教育没有感情，如池塘没有水一样。没有水，不成池塘；没有爱，就没有教育。”爱是教育的基础和基本方法。挚爱每一位学生，是教师的天职和高尚的道德品质。所有的学生都渴望师爱。后进生生活在嫌弃和厌恶中，所以，比其他学生更需要老师的关心和呵护，而且更容易感激老师的关心和呵护。几年前，我曾遇到过这样一个学生，他的母亲因家中生活困难出走后一去不返，父亲外出打工，身边只有爷爷奶奶。他本来很聪明，但不爱学习，除迟到、早退、旷课外，还骂人、打架、偷东西、所以同学们都讨厌他。冬天的一个早晨，天气很冷，他到校时第二节课都下了，我问他怎么这时候才来，他说早晨太冷，没敢出门。一看他衣着单薄破烂，冷的发抖，同情心油然而生。我把他叫到办公室，把我的一件旧毛衣送给他。此后，慢慢地像变了人一样，身上的毛病越来越少。我由此深深的体会到：爱能缩短心距。对待学困生要用挚爱的甘泉去浇灌他们干涸的心田，建立感情基础。“亲其师，信其道”，他们就会接受家教育，克服自身的缺点错误，争取进步。
二、信任——学困生转化的精神支柱
英国教育家车尼斯说：“只要教师对学生抱有希望，仅此一点，就可以使学生的智商提高二十五分。”教师只有充分信任学生，才能激发学生的自尊、自强和上进的信心，学困生尤其如此。信任是培养他们自信的精神支柱，我曾教过一个学生，他抽烟、酗酒、不学习，在班上说消极话，跟教师唱反调。于是，我多次跟他平等的谈心，并大胆的让他担任生活委员。在工作中，学习上有成绩时及时鼓励，结果，这位学生进步很快。后来，尽管个别时候他的老毛病还犯，但一般情况下能尽量严格要求自己，搞好班级工作。当然，学习成绩一时还不够理想，但在思想品德方面的进步却是明显的。由此我感悟到：对于后进生要以信任和尊重的态度，随时捕捉他们身上的闪光点和独特价值，并不断给与新的期待，从而激发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使他们在被信任中向着老师所期待的方向发展，不断的自我约束、自我改进、自我完善。
三、耐心——学困生转化的效果保证
古人云：“精诚所至，石为开。”学困生转化工作也是这样。对于学困生，必须要耐心细致地从理想、道德观念、人生价值、行为准则等各个方面给予不断的教育疏导，才能收到教育的效果，达到转化的目的。同时，有些学困生，在一段时间内却有进步，但受家庭、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有时还会出现反复。这时候，更需要老师的耐心，一旦失去耐心，就会前功尽弃，达不到转化的目的。曾经带过的一个班，有好多学困生，除了学习差的特点外，各有各的毛病。一段时间我觉得压力太大，但我并没有失望，对他们各自的家庭状况、低年级的表现、当时的心里状况和身上的毛病通过多渠道的充分地了解和分析后，利用班会和个别谈话等不同形式，耐心的给予经常性的疏通引导，并随时注意观察和督促，收到了比較突出的效果。经过几年的努力，他们在思想品德方面普遍有了进步。有些学生进步很快，学习成绩有了相应的提高，在某些方面的表现甚至可以说是出类拔萃。当然也有几个学生出现反复，我仍然没有放弃他们，耐心的给予帮助，特别对他们进步后老师、家长以及同学们的积极反映方面，教育他们珍惜自己的荣誉，善待自己，才是教育效果得到了巩固。所以，在对待后进生的教育问题上，要有持之以恒的耐心。用真诚的说服诱导，帮助他们明辨是非，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荣辱观，不断克服心里障碍，从而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从心灵深处得到转化。
学困生的转化工作是一门艺术，是一门关于做人、成才的复杂学问，是素质教育中的一项系统工程。只要我们对他们献出一颗诚挚的爱心，就能唤起他们美好的道德情操。同时，给他们以信任，使他们产生“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心，然后持之以恒的给予疏导和督促，使学困生转变思想、提高认识、提高觉悟、提高思想素质，变得有道德、有教养、有纪律，就能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达到彻底转化的教育目的。
以“政府绩效与公众信任”为主题，撰写小论文8
【摘 要】 本文围绕以人为本理念在政府绩效管理中的渗透展开探究，深入分析以人为本理念渗透政府绩效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从四个维度提出以人为本理念在政府绩效管理中的渗透策略：提高以人为本理念的重视程度;需要体现民众的根本利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鼓励群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
【关键词】 以人为本;政府工作;政府绩效;绩效管理
一、以人为本理念渗透政府绩效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国已经开始认识到政府部门服务能力的重要性，并且采用了多种方式不断提高政府部门的服务水平。然而，在进行服务型转变的过程中，也需要注重以人为本的理念。目前，很多政府部门在应用以人为本理念的过程中，依然存在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思想认识方面存在不足
为了更好地在政府绩效管理过程中应用以人为本的理念，需要对相关理念有着深入认识，充分挖掘以人为本理念的内涵。但是，目前很多政府部门对以人为本理念的思想认识还存在不足：首先，很多政府部门依然没有认识到政府绩效评价体系的重要性，认为绩效管理体系无法取得应有的效果，而且还浪费人力物力，对提高政府部门的服务水平并无益处。其次，我国受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官僚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影响严重，导致很多政府部门并没有重视以人为本理念，在进行政府部门办公的过程中，依然采取高高在上的态度，导致民众投诉政府部门工作态度的事件频繁发生。最后，很多政府部门在进行绩效管理的过程中，过分地重视自身的利益，如果以人为本理念没有触及到政府工作人员的利益，那么工作人员并不重视以人为本理念的普及和应用，从而导致政府绩效管理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瓶颈。
2、政府绩效管理无法体现人文关怀
目前，虽然很多政府部门为了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在进行绩效管理过程中，将以人为本的理念应用其中，但是却仅仅停留在表面，没有更好地体现人文关怀。主要表现在：第一，很多政府部门为了更好地应用以人为本理念进行绩效管理，在对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进行绩效考核时，往往利用不公平的手段强制要求民众对其工作水平进行认可，导致考核数据不准确，考核不公正的现象发生，无法更好地体现绩效考核的公平、公正、公开理念。第二，很多政府部门将绩效管理流于表面，虽然对工作人员进行绩效考核，但是考核的结果基本上都是内定的，因此无法更好地提高工作人员工作的积极性，同时也无法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
3、加重政府或民众的负担
在政府绩效考核的过程中加入以人为本的理念，如果应用不合理很可能会造成政府或者民众负担的情况出现：第一，目前，我国很多政府部门都是非营利性的组织，政府本身在推动绩效管理或者以人为本理念落实的过程中动力不足，如果强制使用以人为本理念，可能会加重政府工作的负担;第二，如果政府部门加重负担，那么很可能将这部分负担转嫁到普通民众的身上，导致民众使用政府工作的成本增高，也不利于普及以人为本理念应用到政府绩效的管理工作中。
二、以人为本理念在政府绩效管理中的渗透策略
综上，以人为本理念在政府绩效管理渗透过程中依然存在很多问题。因此，本文在分析了这些问题成因的基础上，进而提出相应的完善策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提高以人为本理念的重视程度
以人为本理念能够更好地提高政府绩效管理效果，所以必须要提高政府部门对以人为本理念的重视程度：首先，需要对政府相关部门人员进行思想教育，使其充分认识到以人为本理念的重要性，学习以人为本理念的深刻含义，更好地将其应用到政府部门的工作中，从而提高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更好地为民众提供相关服务;其次，政府绩效机制不仅仅关系到政府部门的未来发展，而且也对民众的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必须要充分落实以人为本理念在政府绩效管理的重要程度，从而更好地树立政府部门“正直、廉洁、公正”的形象。
2、需要体现民众的根本利益
以人为本理念应用到政府绩效管理中，不仅需要保持绩效考核的公正性，而且还需要体现民众的根本利益，可以参考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府部门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部门，因此必须要重视人民群众的利益，所以在为人民群众提供服务的同时，需要重视群众的意见，因此需要建立政府绩效的反馈机制，使人民群众参与到政府绩效的考核过程中，接受群众对政府服务的监督和反馈;第二，政府需要改变以往的官僚主义思想，充分认识到群众的位置，坚定政府部门的服务地位，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3、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以人为本理念应用到政府绩效管理的部门中，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第一，确保政府绩效管理的公平公正，从而能够对政府部门相关人员的工作内容进行科学合理地评价，对其长处进行表扬，对其不足予以指正，从而能够更好地促进政府部门人员工作能力和服务能力的提高;第二，政府绩效管理人员应该认识到，采用绩效管理的目标是为了更好地为群众服务，提高政府部门的服务水平，提高政府人员的服务水平，避免因为绩效考核损害到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切忌过度损害工作人员的相关利益。
4、鼓励群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
人民群众是政府的服务对象，因此有权利也有责任对政府部门的服务效果进行评价，所以为了更好地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需要鼓励群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第一，当群众去政府部门中进行事务办理时，可以对服务人员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进行评价，从而能够更好地从群众角度了解到政府部門的工作程度，真正了解群众关心的内容;第二，建立群众意见反馈渠道，当群众在办理事务时，如果遇到不懂的地方，或者是觉得不合理的地方，可以通过特定渠道进行反馈，政府部门需要积极归纳群众的意见，对合理的意见进行采纳，从而能够更好地提高政府部门的服务水平。
三、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不仅看到了目前政府绩效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各类突出问题，更意识到了以人为本理念在政府绩效管理工作中渗透的重要意义。为了更好地打造服务型政府部门，我们需要对政府相关人员的工作进行评价和管理，并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使得评价的结果公平、公正、合理，更好地提高政府部门的工作成效。与此同时，作者也希望借助本课题的研究，在社会上引起人们对政府绩效管理工作创新改革的深刻关注，促使更多的社会专家、学者广泛的参与到本课题的研究中来，有效推动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促使政府绩效管理工作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 卢佳妮，姚丹.浅析政府绩效评估的以人为本价值取向[J].理论界，20_（03）27-28.
[2] 李彦娅，何植民.基于科学发展观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体系构建研究[J].人才资源开发，20_（06）9-10.
[3] 何植民，李彦娅.以人为本：新时期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核心价值取向[J].理论前沿，20_（01）28-30.
[4] 孔祥利，盛明科.论政府绩效管理中的人本模式构建[J].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_（03）41-44.
[5] 汤瑾瑜.科学发展观视域下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研究[J].淮阴工学院学报，20_.20（03）75-78.
以“政府绩效与公众信任”为主题，撰写小论文9
【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在推进，政府业绩的第三者评价越来越成为衡量政府行政业绩和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效果的重要手段。国内政府业绩第三方评价实践的研究也在推进，但主要停留在定性研究的水平。本文结合现有理论成果，从实践层面分析未来中国政府业绩第三方评价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政府业绩第三者评价发展趋势。
政府业绩评价与传统政府部门管理方法不同，是一种新的管理模式，体现了时代发展对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要求。其中，第三方评价作为政府业绩管理的重要机制，能够有效地进行外部平衡，弥补传统政府自我评价的缺陷，在促进我国服务型政府变革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推进作用。从西方国家实施第三者评价的经验来看，第三者是指与被评价对象和服务对象独立的第三者，由于第三者和被评价对象(第一者)、被服务对象(第二者)没有行政所属关系和利益关系，也被称为独立的第三者。在西方国家，政府业绩第三者的评价多由一些专业的非政府组织(NGO)作为评价机构。这些非政府组织可以保证第三者的独立性、专业性和权威性要求。
从实践层面看，中国政府业绩的传统评价模式以内部进行的自我评价为主，成为运动员和裁判员，评价过程关闭，评价效果差，影响政府的信赖力。近年来大力发展的政府业绩第三方评价，有效提高政府的信赖力，有助于完善政府业绩监督机制。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重视政府业绩评价，从西方参考经验，从9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政府业绩评价的理论研究，至今为止。
止，基于我国具体情况的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也有了十几年的实践经验。在这一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因此，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实际问题，分析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的未来发展趋势，能够有助于丰富相关理论，引导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更好地发展。
一、我国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在实践中的问题
第三方评估与传统的政府自我评估相比，不但具有客观性以及独立性，还具有公正性和专业性等优势，能够有力改变政府部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传统局面，但是在实践过程中，我国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的优势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第三方评估在实践过程中还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独立性问题
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需要做到公平公正，首先应该得到保障的就是“独立性”。然而在我国，由于相关法制尚不健全，对于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的管理制度也不够明确，因此在实践过程中，第三方在评估政府绩效时很容易受到各方的干预，缺乏独立性。这样的情况容易造成评估结果失真、评估结果的公平性和公正性无法保障，评估结果容易遭受质疑，从而丧失第三方评估的意义和作用。
（二）权威性问题
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的权威性主要依托于评估机构的“专业性”。我国目前的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主要由部分高校或一些商业评估机构承担，这些评估机构的专业性达标与否还得由“官方”说了算。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第三方评估独立性和权威性的“诺斯悖论”：想要获得独立性就必须具有权威性，想要具有权威性就必须得到官方的认可，想要得到官方的认可又会在一定程度上丧失独立性。
（三）专业性问题
我国的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起步较晚，到现在为止也只不过积累了短短十几年的实践经验，与二战前就开始有实践经验的一些西方国家相比，在专业性程度上还有很大的差距。我国目前的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机构的资格设置还缺乏一个相对完善的标准，因此各个机构的专业化水平良莠不一，专业人才不足，在评估指标设计、量化分析以及评估结果运用等方面都还存在各种问题。
（四）硬件设施与技术保障问题
与商业的第三方评估机构相比，这个问题在高校参与的政府绩效评估过程中更为严重。现在已经是信息时代，在评估过程中运用智能终端设备能够有效提高评估效率、提高评估准确性。然而在许多实践中，硬件设施与相关技术得不到保障，评估过程中依然只能采用传统的评估方式，费时又费力。
（五）评估结果的反馈与应用问题
政府绩效的第三方评估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发现政府在工作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为了更好地提升政府行政水平。但在实践中，依然存在一些不重视第三方评估结果的现象。一些政府机构对第三方评估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认为第三方评估只是“走过场”，抱着这种想法，自然也就缺乏对第三方评估结果的反馈和应用，这样非常不利于提升治理水平和行政能力，第三方评估的结果沦为“花瓶”。
二、我国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实践的未来发展
（一）评估机构更加具有独立性、权威性和专业性
随着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和第三方评估人才的不断培养，未来的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将更加具有独立性和权威性。同时对于第三方评估机构资格的设置标准也在不断完善，有利于未来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将朝着更加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二）商业性质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增多
从目前的实践来看，商业性的第三方评估机构与部分高校相比，具有更加效率、更强独立性、设备与技术保障更完善等优点。未来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可能会朝着商业性的方向发展，或是以高校与商业性第三方评估机构合作的方式来开展针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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