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转型的农民工对中国工业化的影响
关键词：农民转型；半转型农民工；工业化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 经济 总量位居世界第三，而经济增量对世界经济影响更大。工业化的使命在于将 中国 从传统农业大国转化为工业大国，不断吸纳 农村 剩余劳动力，将多数农民转化为以市民为主体的经济社会结构。30多年来的快速工业化，正是建立在农民转型这一劳动力解放基础之上。劳动力一旦松绑活跃起来，定会创造出新的生产力，为社会积累大量财富。但是，农民的转型并不彻底，只是实现了半个转型。农民转型为农民工，职业是工人，身份是农民，而非市民。这在市民和进城农民工之间树起一道无形之墙，二元没有一元化，反而成了三元化了。这一现象的出现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已经并将继续造成极为负面的影响，甚至会侵蚀工业化的成就，阻碍着工业化继续前进的步伐。
一、半转型是快速工业化和缓慢城市化的产物
农民半转型是转型不彻底的中间状态，是快速工业化和缓慢城市化的产物。从工业化来说，我国的工业化是全球分工体系调整的一部分，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较大。上世纪80至90年代，欧、美、日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阶段，我国港台等地也随着战后的全球工业化进程，走过了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模式，开始进入资本技术密集阶段。尤其是信息革命，极大地改变了生产体系在空间上的分布，为进一步的国际分工提供了便捷的条件。地域间工业化阶段的时间差形成了全球制造业分工转换和贸易格局。正是这个时候，我国加速对外开放，恰遇亚洲四小龙产业转移的时期，产业链条连接到我国沿海，此前闭关锁国的我国参与了国际分工。自此，中国工业化的节奏如快马奔腾。改革初期，农民自发创造的乡镇 企业 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体，而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期直至加入WTO，外资快速登陆中国沿海城市，建立了制造业的世界工厂，吸纳了数量极大的农民工进城，农民工占到采掘业和建筑业劳动力的80％，加工制造业的68％，第三产业的52％。农民工在第二、三产业中成为主力军。中国工业化进入了农民工时代。
快速的工业化与加大对外开放关系密切，而城市化缓慢源于排斥外来农民的城市管理体制。对外开放要比体制改革来得快。资本进入的节奏很快，劳动力进城的节奏也很快。但是进城务工后，融入城市的步伐因为户籍制度和城市社会保障等问题而停止。社会保障对市民和农民来说差别悬殊，是完全不同的二元体制，而户籍制度是一种区分城乡社会保障最有效的方法。为了区别于享受社会保障和城市资源的市民，农民工被迫背负着原先的身份流动。尽管近年来随着农民工进城，城市化指标在上升，但是进城农民工的生产和生活状态并不能等同于市民。农民工利益和地方政府以及用工企业有着许多冲突的地方，这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不同步所产生的矛盾。农民进城是全国性的现象，相关的一系列制度安排，需要在国家层面进行推动。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保障更多是政府职能，由政府为农民工提供相应的社会公共品。
半转型的农民工，享受不到市民待遇，对城市来说，既节省了一大笔公共成本支付，也为企业用工节省了很大一块成本，从而提高利润。几十年当中，农民工在自身许多重大利益方面，没有话语权，社会也没有为其提供某种保障。企业节省用工成本成为经营的主渠道，企业规模的扩展寄希望于源源不断的新的农民工队伍，而不是培养和提升农民工的技能。从农民工自身来说，进入城市从事非农行业，使得农民工发生了认识上的变化，学习到许多新的东西。但是由于城乡差距太大，生产和生活方式存在很多差别，农民融入城市需要一个适应期，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很难短期对接。原因是城市在公共资源方面没有足够的投入，要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尽早实现完全转型。然而，完全转型是与工业化彻底完成同时实现的。与欧美工业国家相比，我们三十年走完了他们上百年才走完的路程，工业化以惊人的速度 发展 ，造成了农民半转型。问题的症结在于伴随工业化继续发展，财富不断积累，必须从制度上做出解决半转型的制度安排。先把已进城的农民工转为市民，并逐步地吸纳仍在农村的农民进城，有序地转化为市民。这是大工业发展自身的要求，是农业国转成工业国的客观必然。当农民完全转型之日，就是工业化完成之时。
二、半转型成就了今日的工业化
农民随着工业化进城，成为农民工，实现了半转型。劳动力由低效率的农业进入高效的非农产业，极大地优化了资源配置，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也给工业化提供了强大的劳动力支持。全球技术革命有着一定的外部性，已有的成熟技术为后进国家所分享，引进和模仿刺激国内技术快速进步。经过不断积累，我们有了雄厚的国有资本和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民营资本。加入WTO以来，外资抢滩进入的步伐也开始加紧，资本规模不断扩大，并集中于制造业。土地资源虽然紧缺，但是同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依然廉价。最主要的是，我国有数亿廉价优质的农民工劳动力队伍。这支队伍，有纪律，吃苦耐劳，心灵手巧，有着适合大工业流水线的良好素质，劳动力优势成为中国工业化加速进行的主要内部条件。
半转型的农民工，是优质劳动力和工业化生产线的融合，生产出廉价的中国产品，并畅销世界，成就了“中国制造”的美名。可以说，农民工是中国产品竞争力的基础，是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工人主力军。半转型的农民工，对城市 现代 化贡献巨大。农民工作为城市新增劳动力，可以很好地满足城市在建筑、运输、环卫、商业、饮食以及家政服务等多方面的劳动力需求，完善了产业结构。这些领域的特点往往是脏、苦、累、险，市民往往不乐意从事。农民工的平均年龄是28岁左右，大部分是青壮年，对于渐趋老龄化的城市人口结构，增加了城市活力。
半转型的农民工，支持了农村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对农业和农村的稳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因为做不成市民，农村只好作为回转的基地，父母孩子留在农村，农民工必须身兼城乡两头，逢年过节和农忙时奔走城乡之间。农民工的打工收入很大一部分寄回家中，改善生活，购买农业生产资料，改进农业生产。他们回乡同邻里交流工作经验，为农村注入新鲜的空气。他们是农民进城的探路先锋，使得农民有序进城务工，减少盲目流动。在乡的农民受外出农民工鼓舞和支持，利用本地资源优势，建立同城市的业务联系，加入城乡分工体系。8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贴近各式新媒体，学习能力强，充满现代生活气息，对国家和社会都很关注，也更加关心农民的前途，敢于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这对于农村民主工作很有益，也促进了农村的稳定和繁荣。外出农民工将土地转包给其他人，是农业产业化推进的积极力量，由于农民工打工，使得劳动力机会成本上升，也推动了农业机械化耕作。
半转型的农民工，对提升农村市场贡献很大，也支持了工业化。农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来自打工收入，收入上升，就有了更强的购买力，吃穿住行不断上档次，新式家用电器、摩托车、小汽车逐渐在农村流行。住房条件改善，大大促进了乡村建筑业的发展。’这些消费升级行为消化了一部分工业产品，直接服务子工业化。农民工与不同生产力水平并存，形成一个多元的工业化生态。农民工同各种生产方式结合，有最先进的自动化工艺，也有最原始的采掘苦力活。但是大部分是以简单劳动力为主，熟练技能工人的比例不高。这半个转型对工业化的促进，主要还是基于劳动力转移的配置效率，劳动力技能提高的有限。他们是推动工业化加速的劳动力基础，但距离成为工业化中的人力资本，还有一段距离。
这半个转型，农民工前进了一步，同时做出了巨大牺牲。在对工业化作出重大贡献的背后，有农民工付出的艰辛劳动和身心代价。由于工作条件往往不够好，农民工群体的职业病危害严重，比如矿工的矽肺病。积劳成疾者较多，也有不少因工致残者。由于缺乏医疗保障，难以得到良好 治疗 。因为和家人分离，在城市受到歧视，工作的压力、社会交际的贫乏，使得他们时常感到孤立和抑郁，心理健康受损。 三、半转型制约着 工业 化继续前进
工业化的逐步推进，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了半转型的农民工，即数亿农民为工业化快速行进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然而，农民转型并非简单的提供劳动力，提高其素质和技能是工业化过程的重要内容。是否可以不顾及现有农民工的培训即不提高他们的技能水平，而只通过不断接收新的 农村 富余劳动力来置换现有农民工把工业化推向前进呢?回答是否定的。劳动力技能水平和工业化程度高低是密不可分的，劳动力不能在工业化中升级为人力资本，工业化也难以升级换代。
这个问题是在一个资本力量主导和劳动力处于相对弱势的工业化环境中产生的。资本强势，农民工付出了辛劳，得到的却较少，更多财富转化为国家和 企业 的积累。更为重要的是，大部分农民工没有从简单劳动力成长为人力资本，获得的物质财富仅是很低的工资收入，工业化过程中没有各种通道使得他们自身素质随着工业化同步上升。简单劳动力主要依赖体力和重复操作的熟练，随着体力衰减而退出劳动力市场，极容易在产业升级时失业。人力资本意味着个体技能随着生产过程不断地积累，包括人文思想、知识、技能、健康等在内的一系列内容的增长，是主动同产业升级和技术变迁趋势相配合，是人自身的不断升值。这正是工业化对农民的洗礼的成果。反过来，也正是农民工从简单劳动力升格为人力资本进一步促使工业化产业升级，两者相辅相成。农民工转型不彻底使得劳动力技能滞后于产业技术升级的需要。如果劳动力技能跟不上，企业在升级的时候会考虑资本密集型的生产工艺，进一步拉大资本技术结构和劳动力结构的不匹配，将会加重我国工业化的结构难题。
农民工不完成转型，工业化将面临缺乏技能工人，匮乏的人力资本将使工业化难以升级，难以进入自主创新时代。创新是基于思想、技术和制度，归根结底是人的生产力。从劳动力比例来看，农民工是工业化劳动力的主体，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决定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他们的生活水平决定社会平均生活水平。工业化升级既有人力资本供给方面的配合，也有来自社会需求所带动的产品升级，进而推动产业变迁，这两大力量揉在一起，缺一不可。
农民工不完全转型，工业化分工体系在国内要受到阻碍。农民工在城市的转型停滞，使得仍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不能继续向城市转移，进入到新一轮工业化。农民工的现状是在乡农民对未来的期待。如果城市只是农民工打工挣钱的地方，而不是可以定居生活的地方，甚至进城打工多年最后还不得不回归乡下，他们又何必匆忙出来呢?几千年来，农村是他们经营的主要天地，有土地、有房子以及他们的社会资源，恋土情节和传统的农业生活虽然清苦落后，但更加现实。如果是这样， 中国 就不能工业化了。工业化和农民转型是一个事物的两面，如果农民工不实现完全转型，前进者停滞，后续者 自然 跟不上来。在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也就意味着是以低端劳动力支持的产业要么持续下去，要么停止吸纳剩余劳动力转而走资本技术密集型道路。这两点都不符合我国工业化急待加速前进和改变二元 经济 根本使命的要求。
农民工不完全转型，民营经济没有前途。农民工是民营经济劳动力的主体，民营资本和农民工结合是当今和未来工业化的一支生力军。农民工不完全转型，民营资本就难以获得足够的人力资本的支持。民营经济是基于国内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的要素集结，最能体现本土企业家的创造力，有利于推动从依赖外部资本和技术过渡到自主创新的工业化道路。
现有工业化模式对物质资源的依赖过重，巨大的生产能力与疲弱的国内需求相比存在严重过剩，尤其是农民购买力严重不足。有必要推进农民向着人力资本转变，因为人力资本是经济 发展 的最主要动力，是社会财富保存极好的方式，也是改善分配结构进而调整消费结构的枢纽。工业化应沿着这一方向来改变结构性问题。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不是在原有轨道上以更快速度行驶，而是进入新的轨道。工业化模式必得从“见物不见人”的老路转到“以人为本”的轨道，这就是新型工业化道路。要实现工业化，劳动力主体的农民工必须实现完全转型。
四、完全转型 实现工业化
完全转型是一个市场机制和社会调节相适应的过程。在自然发展的工业化过程中，农民转型主要是通过市场机制在工业化进程中实现的。在制度调节和社会公共资源方面，也应给予农民转型以积极的支持。对于后进国家，加速工业化使得劳动力转移和农民转型要比发达国家曾经经历的节奏要快得多。这个时候，政府和市场的配合十分重要。最核心的一点，政策层面的产业选择要基于要素禀赋的特征，对于劳动力过剩的情况，自然是要选择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日本、韩国和我国 台湾 ，就是后发国家和地区短期内制定了正确的产业政策，成功实现了产业升级和劳动力有序转移。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宝贵经验。尽快实现转型，以经济驱动为主，借助工业化的自然节奏，制度和政策配合工业化的进程，助推农民转型的完成。
中央政府对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生活越来越关心，推出或在酝酿相关制度。城乡社会保障也逐渐在朝着统一的方向慢慢推进，户籍制度在不少城市已有松动的迹象，这都是积极的信号。如何使之形成合力，有效解决地方利益和全国利益，城市利益和农村利益是一个需要逐渐调整的过程。工业化的趋势是分散的人口必须集聚，必须走基于市场的产业化道路。劳动力技能跟上去，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才会有成长的空间，比较优势才能真正体现。政策应当顺应经济 规律 ，才能最有效的促进农民顺利转型。目前农民转型缓慢，一个很普遍的原因，是技术专长的劳动力过少，而简单劳动力又过剩。前几年东南沿海出现民工荒，主要是技能工人的缺乏。
尽快实现转型，以农民工的切实需要为出发点，加大改革力度，配合农民工转型的步伐。重新分配社会公共资源，农民必须更为广泛地分享他们参与创造的工业化成就，在文化、 教育 、健康医疗、社会活动等方面给予平等的机会。探索转型成本节省的路径，还是要利用市场机制，尽可能利用农民自身具有的潜力，实现转型的突破。劳动力收入是大部分农民的收入基础，而资本性收入微不足道，包括人力资本、 金融 资本等存量都很有限，带给农民工的总收入不足以使他们安居乐业，稳定地留在城市。当今，促进土地资本化，是增加农民财富的重要途径。社会保障制度的功能也有可为之处，不是简单的转移支付和城市反哺乡村，而应着力于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成长，着力于将农民工的潜力开发出来。不断增强他们自我发展的能力，给他们自己打拼的机会，激活他们成为社会有产阶层，从经济地位上与市民看齐。这样，教育权、就业权、迁徙权、土地产权等权利的获得就十分重要了。
农民工转型是工业化对传统农民的洗礼，是发生在农民身上的一次巨变，是思想和文化的革命，也是中国社会转型和工业化的创新性飞跃。空间上，在立体 交通 网络 的快速发展下，城乡之间已经联系到网络之中。思想观念的改变则是一个较为缓慢的过程。应当肯定，由于结合了新的生产力，农民工相对于农民是一种很大进步，但是人的 现代 化需要经历社会陶冶和自我学习。思想、观念、知识并不能像引进技术设备更新一样在短期即可完成，人们必须经历一段适应和学习的过程，有一个传统与现代的碰撞。现代经济的增长最终是人的进步所提供的技术和思想创新。加快人的转型是工业化获得新的动力的根本途径。农民转型并不意味着没有痛苦，相反要破旧立新，这是一次脱胎换骨的痛苦的洗礼过程。
农民工要充分分享工业化和现代化文明的成果。传统农民要进行思想和人文的洗礼，体验市场经济的交换自由和契约精神，人人平等的思想认知和进入到市民社会的新生态。有对待平等的新价值观，更加珍视公平、正义并尽力维护。在 法律 和制度的保护下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认识自己的自我发展能力，争取更多的发展空间。要让农民工分享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的成果，尤其是工具性的价值，比如法律、金融和信用工具。让农民工享受更加便捷的生活方式，享受公民应当拥有的社会公共资源，农民工要跨越信息时代的鸿沟，在一个新的工业化时代重新界定自我。世界在信息革命的推动下，进入了一个全新时代。我国虽然是处在工业化中期，但是在全球化推动下，也在出现后工业社会的部分特征，信息化对工业化的带动效应十分显著。这意味着，我们的农村和农民要跨越式的进入新的生活空间。短短几十年，从农业社会跳跃到后工业社会，这里面有很大难度，也蕴含着很多新的机遇，很可能会带来未来工业化的新奇迹。农民工具有的勤奋、节俭、诚实，同时也有着闯荡新世界的巨大热情，工业化对传统农民的洗礼，就是要解放他们内在的这种爆发力，并将其转化为工业化的新动力。
农民工应当尽早实现转型，越早越好。等待只会使得社会成本不断加大，而阻力也会越来越大。世界经济在进行结构调整，一个重要问题是，我们是一个人口大国，经济总量和增量更是有着很大的世界影响力，这就决定了解决二元问题和国内剩余劳动力问题必须考虑世界经济的走势，尤其同我国关系密切的大国之间的相互制约。近年来，劳动力大国如印度等周边人口大国也紧随在后，加快了国际化步伐，也加剧了对我国低成本劳动力生产模式的竞争压力，我们必须在印度等劳动力大国转换结构之前实现剩余劳动力转移，以规避在下一阶段全球劳动力市场上的高强竞争。另外，国际市场所能消化的中国产品不可能无限制地持续增长。此次金融危机透露出一些重要的信息，各国经济将被迫调整，美国压缩消费，同时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抬头，使得我们必须改变原有的出口导向模式，内需为主将是宏观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保障。在这一系列调整完成之前，我们必须实现产业结构和生产模式的转换，以获得未来的国际竞争话语权。
农民工的示范效应对于全体9亿农民具有重要价值，改变农民对未来的预期，进而调整行为。社会阶层的流动是保持社会活力和创造力的重要因素，收入底层有希望打拼上来，是人们看待社会公平和机会均等化程度的主要风向标。对于处于经济底层的农民来说，有机会通过努力改变生活，改变命运，有这样的梦想，是激励他们的主要动力，也是幸福感的主要来源。建国后30年农民转型的停滞，改革30年来农民转型的缓慢，使得这一问题十分沉重。流动和迁徙有地理优劣和制度调整先后的因素，九亿农民转型不会那么顺利，也不会同步发生。我们既然要用很短的几十年完成发达国家几百年曾经走过的道路，自然就需付出更多的辛苦，尤其是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更新知识，不断的适应变化的环境。
农民工完全转型将是工业化人力资本时代的开启，是蕴含在无数人身上企业家才能的全面爆发。农民工进入城市，他们有着同以往不一样的梦想，渴望在城市有一番天地，而不是小富即安。正因为原本就近乎一无所有，他们身上有股敢于冒险的企业家精神。从只获得生存的衣食，到获得工业化带来的经济租金，是农民工生活境界的巨大飞跃。从提供简单劳动力获得微薄收入，到人力资本的积累及其带来人力财富的增值，是农民工完全转型的主要标志。
参考 文献 ：
[2]盛来运，流动还是迁移——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的经济学分析[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
[3]乔尚奎，关于农民工特殊贡献、发展趋势和政策思路的几点认识[J]，山东经济战略研究，2006(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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