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模式是一个凸显“变革”的转型模式
摘要：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跨入一个以“变革”为特征的战略调整期。中国基于比较优势理念，将充裕的劳动力视为“现代化加速器”的契机，但由于“后人口视窗期”的紧迫逼近，原有的主要依赖生产要素高强度投入的高速低效发展模式已趋于终结。现阶段中国经济模式升级的突破口是以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为变革主攻方向，以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为基本变革重心，以政府成功转型为内在变革动力，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关键变革主线，大力构筑创新驱动的以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开放型自主经济模式。我们应该尽快地完成中国经济模式这一重要的变革和转型。
关键词：中国经济模式；创新驱动；消费主导；政府转型；后中国特色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1)12－058－06
“中国奇迹”无疑拓展了国际体系实现现代化的方式和路径，推动了新时代人类文明的多样化演进，深化了人类对社会发展和制度变迁的规律性认识。但我们不能高枕无忧地醉心于现有的中国经济模式而任其发展，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和大调整时期，转型期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大国的发展印有“摸着石头过河”、试错和实验的烙印，而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与其“迭加”或“双碰头”更加剧了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当前，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新形势，身处全球化、工业化、市场化和信息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任重道远，应不断克服前转型期社会的制度惯性和路径惰性，致力于后转型期社会所要求的制度创新与路径创新，实现在“边干边学”中逐步达到日臻成熟。
一、中国“高强度要素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亟须向“创新驱动”的开放性自主经济模式转型
国际学术界早期侧重于从人口总量或增量的视角研究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这导致了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以“马尔萨斯人口论”为代表的人口增长“危害论”大行其道。而新经济增长理论则认为促进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机制在于人力资本积累。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进入迅猛发展期，经济学家开始将视线转移至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效应，从而正确解释影响经济增长率的内生变量是人口结构并非人口规模。一个国家在总体年龄结构的动态变化中，由于死亡率、出生率下降在时间上的先后和速度上的快慢不同，人口年龄结构将经历高少儿扶养比、高劳动力人口比、高老年人扶养比三个阶段。当人口结构转型为高劳动力人口比(即“中间大，两头小”)阶段时，便形成了人口结构优势，产生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盈余效应，国际学术界将此效应或因果影响称为“人口红利”或“人口机会窗口”。
国际发展运动显示，所有的先行国家和地区都曾在特定的发展阶段中一定程度上受惠于“人口机会窗口”。中国由于长期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二元经济特征，充足的劳动力为中国经济增长贡献了“人口红利”，从而大大延缓了古典增长理论所预期的资本报酬递减时间及打破了“扬一克鲁格曼诅咒”。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利用人口红利与世界经济失衡之契机，促使低端加工业和廉价劳动力的成本比较优势与国际生产分工、国际交换体系演变发生耦合效应。因此，对现处于“人口视窗期”的中国而言，劳动力充裕的自然禀赋(改革开放后人口结构性优势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4)一直被视为中国经济模式的核心构成要素及经济飞速增长之引擎。然而，随着中国人口转变早已进入到低生育阶段(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总和生育率就下降到替代水平之下)，中国的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快速下降趋势已逐见显现，尤其2000年后每年平均只有1％略强，并预计从2015年开始将发生逆转性变化而呈现负增长。事实上，我国“民工荒”的蔓延现象不仅表明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开始趋于供求平衡甚至出现结构性短缺，还反映了未来人口结构变化的走向。目前，我国虽没有出现整体意义上的“刘易斯转折点”，但正迈向这一趋势的“临界点”，随之将推动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的“库兹涅兹转折点”与其重合双至，这预示着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将从式微日渐走向枯竭随之逆转为“人口负利”，中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盈利模式必将遭受严峻的挑战，内生增长变量和比较优势将会发生深刻变革。而且，在国际经济竞争格局中，我国一直处在国际产业链和国际知识链“微笑曲线”的低端，日趋形成凸显打工经济、附庸经济、外包经济一类的缺乏高端竞争的“躯干型国家”，最终会延缓由大国向强国的跨越进程。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一个国家所依赖的主要增长动力和所选择的发展方式随发展阶段不同而变化，单纯依靠低成本资源和高强度要素投入驱动资本经济扩张是发展方式凝固化和极致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强调以数量的增长速度为核心而忽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或质量的优化，因此在发展道路上显现出不可持续性。
在“后过渡型社会”，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所导致的“人口负债”趋向势必引发“后人口视窗期”悄然而至。顺应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大转折，中国现需推行就业最大化，充分开发和延长尚存的“第一次人口红利”及潜心培育源于理性主体调整个人行为和公共政策(形成新的储蓄动机和储蓄来源及建立可持续型的养老保障模式)，以应对年龄结构预期变化的“第二次人口红利”。更重要的是，我国应摆脱单一推崇比较优势及“用市场交换技术”和“木桶效应”理论的思想羁绊，促进自主创新成为经济长期动态增长的基本源泉，有效遏制“比较优势”蜕变成“比较优势陷阱”，将经济发展方式从以投入扩张为中心的粗放型模式转向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重要标志的集约型模式，从根本上推进经济社会向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的向度转移。具体言之，我们需创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的竞争优势，不断挖掘新的经济增长点与抢占世界科技创新的制高点，并充分利用国际创新要素和整合各类资源以最快的方式升级那种由禀赋结构决定的产业。对现行中国经济模式的修正根基在于将国家发展战略由“人口红利”逐步转变为“人才红利”，确立人才优先发展的战略布局――人才资源优先开发、人才结构优先调整、人才投资优先保证、人才制度优先创新，突出培养造就各类创新型科技人才，尤其开发重点领域急需紧缺的高端创新型人才。而要实现这一战略的关键着力点是以教育创新作为厚植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充分发挥教育对人才培养的基础性作用，并积极引进和用好海外高层次人才，提升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对整体创新体系的支撑效应。在全球进入创新密集的产业振兴时代，我国产业战略调整应加强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或知识密集型产业升级，广泛开发、运用现代信息通讯技术，深入推进信息化、工业化和服务业融合生长态势，形成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的发展格局，从而引领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综上所述，我国只有强化创新战略、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才能真正打开中国经济模式转型的“机会窗口”，完成从启蒙模仿型移植走向自主创新的历史大跨越及趋向创新型国家、“大脑型国家”转型。
二、中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亟须向以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良性经济发展模式转型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认为作为驱动总需求增长的主要变量之一的贸易顺差与短期产出之间存在正相关逻 辑关系。如亚当・斯密关于“剩余产品出路”学说、罗伯特逊视对外贸易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凯恩斯关于对外贸易乘数理论及保罗・克鲁格曼倡导的“新重商主义”。由此，出口导向经济增长战略一直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派誉为最理智、最务实的经济发展战略。尤其在某些东亚新兴市场国家，以新重商主义为理论根基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赶超模式便应运而生直至广泛盛行。在此背景下，我国早期果断放弃出口替代的内向型发展模式，并基于改革开放理念之上，以自身特有的要素禀赋结构逐渐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长期推行建立在资源和劳动力比较优势之上的“外贸导向型”或“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从1978年至2009年，对外贸易总额从206.4亿美元迅速增长至2.21万亿美元，由排名第22位的贸易小国迅速崛起为排名第3位的贸易大国，且对国际贸易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2％，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从1978年的1.8％提高到2009年的8.5％左右，排名从全球第13位攀升至第2位。可见，得益于理性主体的主观选择与经济发展的客观使然产生对接，这种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大大促使中国日益成为全球制造业的生产基地和出口基地，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经济发展迅速驶入国际化快车道。
毋庸置疑，任何经济发展战略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完成其使命后必将退出历史舞台。然而，我国囿于西方外贸主流经济学教条而长期形成一个依赖投资(尤其外资)、外贸和外需拉动及制造业比重过大的非稳健、非持续性经济结构。长久以来，我国平均每年9％的增长中，外资驱动部分占2.7％。在2001年至2008年期间，投资率从36.4％上升至43.5％(日本当年高增长时投资率也仅达25％)；最终消费率从61.4％下滑至48.6％，居民消费率从45.2％下滑至35.3％，而目前世界平均消费率约为77％，英美两国更高达86％。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净出口的贡献率已上升至20％左右，之后大幅下跌至-45％。这种外源型、外生型、风险型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的明显特征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变幻莫测的外国市场、外国需求和外国消费者，极易滋生GDP嗜好症、市场依赖症、经济依附症、外贸挤压内需症、能源紧张和环境污染症、经济增长”三驾马车失衡症、以及破坏开放尺度与经济安全、内需与外需之间的平衡，从而有可能掉入“出口陷阱”、“全球化陷阱”和“反倾销陷阱”。而且，长期实施这种“一俊遮百丑”的发展战略会使长期性、结构性矛盾和短期性、总量矛盾相互交织缠绕致使其积重难返。尤其是在此次起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的深度冲击下，我国低端化、低层次的出口依赖型经济结构已明显暴露出不容忽视的脆弱性。由于当今全球消费能力的稀缺性加剧或全球性需求乏力将使我国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陷入”去过剩产能化“难题，加之新贸易保护主义逐渐兴起最终将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紧逼至一个壁垒重重，举步维艰的境地。扩大投资需求在中短期内的确是中国缓解出口贸易遽然缩减的”速效药“，但无益于祛除当前社会供给过剩的痼疾。并且，一个国家要想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拥有一定的主导权和影响力，必须努力成为供给与需求双重意义上的大国，因此，对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进行理论反思与深刻调整显得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后危机时代，中国社会的特点之一是，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新阶段的转向已经不可阻挡，此时我们必须采取与时代特征相匹配的经济发展取向、国际贸易战略和政策。中国当务之急是将经济发展从供给单因素拉动增长转向供给和需求双因素驱动增长模式，从主要依赖投资单因素刺激增长转向投资和消费双因素共同刺激经济增长模式，从而将自身打造成为一个进出口贸易平衡发展的内需型经济体。消费是经济循环的终点和先导、社会再生产性循环的命脉及国民经济不断运行的助推器，消费实现是整个社会再生产运行的一个最终目标与影响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状况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因而中国需早日走出“跛腿需求”的樊笼，精心培育大规模的国内消费市场，尽快完成从生产型社会到消费一生产型社会的转变。当前，尤其应突破的是居民消费这块国民经济的“短板”，因为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相对稳定性和消费需求的相对刚性是居民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原动力。鉴于我国公共基础设施不太完善、公共消费的长期不足直接导致公共消费率持续低迷，直至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的现状，政府需进一步退出经济建设领域，持续加大民生投入与积极推进民生工程，逐步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由此提升整体居民消费预期和边际消费倾向。与此同时，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我们由“做大蛋糕”转向“分好蛋糕”与“做大蛋糕”并举的重要举措。政府应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大幅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初次分配注重提高劳动报酬的份额，再次分配尽量“提低控高”更突出公平原则，切实让更多的群众特别是低收入者拥有财产性收入，且以加快城镇化进程为关键切入口，构建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模式与“纺锤形”社会结构，有效遏制收入差距扩大趋向。总之，我国必须创造一切有利条件，着力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不断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及优化消费结构，最大限度扩大社会总需求，日趋形成“内需拉动、消费支撑”的理性经济发展模式，最终带动全国人民共同奔向高水平的平衡发展的小康社会。
三、推进政府“自身变革”，实现传统“管制型政府”向现代“服务型政府”转型
在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特定的社会政治基础及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中国铸就了一个泛利性突出的中性政府与资源集中、行动高效、控力稳定的发展主导型政府，从而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形成了以“中心驱动”为价值内核的总体发展态势。中国之所以能走出一条比较成功的渐进式发展道路，主要取决于政府从容应对国内外各种严峻挑战，自主地设计、选择改革和转型的时机、力度、方向、方式、内容、步骤等开创性谋略。中国政府60多年的自身演变证明它经历了一个从集权一分权一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合理定位的变革过程，生产建设型政府开始了向服务效能型政府的艰难转型。
当前，我国改革开放正值纵深化、全面化和系统化的发展阶段，改革重心也从企业聚焦到“牵一发则动全身”的政府系统。经济社会发展已步入矛盾重叠凸现的攻坚带和深水区，政府的“越位”、“缺位”和“错位”现象一直是社会关注视野中持续升温的焦点，而有效避免和克服导致市场失灵的“泛市场化”以及引发政府失灵的“泛行政化”倾向是我国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的必然要求。如何合理界定“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各自的作用范围和边界，促使“两只手”各得其所与相得益彰是一个亟待破解的理论与实践难题。而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推动传统“管制型政府”向现代“服务型政府”转变，真正使政府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帮助之手”而非“掠夺之手”，是实现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微观运行达到有机结合的必由之路。
服务型政府的科学定位，既有别于的“有限政府理论”所倡导的“守夜人”角色，也有别于的“政府干预理论”所推崇的“干预者”身份；美国国家公共行政研究院院士罗伯特・B.登哈特(Robert B.Denhardt)和国际 著名公共行政学家珍妮特・V.登哈特(Janet V.DenhaMt)为代表所主张的“新公共服务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想材料。现代服务型政府是以社会本位和公民本位为主导，着实把政府职能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上来，是推动政府权力规范化、市场经济日臻完善的一种全新高效政府。构建服务型政府实质上是一项涉及理念、战略、机制、体制的深层次和全方位的“政府再造”工程。政府如何才能顺利推进这场“自身变革”呢?其一，在政府发展的取向上及政府职能转化的过程中，我国需将无所不及的控制导向、效率导向的“全能政府”或“大政府”逐渐改造为宏观调控的服务导向、公正导向的“有限政府”或“小政府”，但决不是仅维持市场竞争的“既小又弱”的“最小政府”，而是在“大社会”背景映衬之下的“强而善治”、“强而有力”的“小政府”。西方政府治理模式的教训警示我们，在所谓民主绝对化的鼓噪下，无序和失控只会放大市场化造成的社会纷争与民众仇恨，最终导致政府低效无能与政府频繁更迭。其二，服务型政府需扬弃政府的工具性定位而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性定位。政府应在公共服务供给实践中体现“人本行政”的价值诉求，始终以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为宗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将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各项合法权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着力改善民生和增进人民福祉，保证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其三，服务型政府应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快法治政府建设，深入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具体途径就是做到科学立法和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完善行政监督体系、建立健全严格的行政问责制度，努力打造一个公正透明、公平民主、规范协调、廉洁高效的法治政府，不断提高政府行政执行力和公信力，促使政府自身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
现阶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适应市场经济高速发展，以大部门体制为突破口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已成为政府全面改革的重中之重。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的政府改革新路向与新举措。所谓大部门体制(简称大部制)就是为使政府机构设置、分工合理化以达到提高行政效率和降低行政成本的目的，对不同部门在公共管理过程中实行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分离，将那些职能相近，业务范围趋同的事项进行相对集中，归并入一个部门管理，组成超级大部的政府组织体制，最大限度地避免机构重叠，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等弊端。大部制是国外在市场化发展比较成熟的条件下普遍实行的一种政府管理模式。这种战略性、统筹性和革新性安排强调功能的整合而非简单的机构合并和重组，即在公共服务领域中，通过改变组织形态来扩大各级地方政府横向管理范围与幅度，促进跨部门协同配合，再造行政流程，实现政府资源的整合、政府结构和职能的优化及服务供给的无缝隙化。
大部门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探索和不断完善的过程。根据我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与行政体制的改革进程和发展状况，推行大部门体制必须进行全面的、科学的、系统的方案设计和策略制定，坚持从先行试点到综合演进，从分步实施到全面推行，不断深入到政府部门决策机制、执行机制、服务机制、协调机制与监督机制，并完善相关的配套改革，最终将大部门体制建设扩展至全国的全部政府部门的各领域。与此同时，值得关注的是，当代西方政府改革新趋向――“整体政府”对推进服务型政府尤其大部门体制建设具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整体政府”改革是在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批判和反思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借助联合的先进信息技术策略，通过纵向与横向协同和整合的方式来实现预期利益，体现公共服务的公平、正义和均等，这对我国行政领域尚存的“碎片化”治理、部门中心主义、机构各自为政、公共服务供给技术缺乏、视野狭隘等缺陷有着重要的破解启示作用。当然，我国政府应始终立足于改革和发展的现实情况与客观需求，不断探索适应我国现代政府职能转变的新思路、新视角和新途径，推动政府在新时期加快向以公平和正义为核心价值的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责任政府转型或趋于无私的、最小化的政府形态转变。
四、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若干思考
1、中国经济模式是一种经济全球化视阈下凸显“变革”的模式
中国可能会从“改革”年代进入“创新和改革”的年代，目前需要一个超越“中国特色”的源自本土并适应本土观念的崭新创新，也即“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在鲜明双元化特征的经济社会转型期及历史转折的后危机时代，政府的成功转型是我国实现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乃至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升级的必要前提、内在动力和体制保障。政府亟须不断强化宏观调控职能，着力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实现由全能型政府向效能型政府――现代服务型政府转变，解除制约经济发展“潜力释放”的战略、政策、制度等层面的重重桎梏，走出“鸟笼悖论”的阴影，激活内生与创新驱动机制，摒弃以出口或外需导向为标志的体外循环经济体，进而升级为以消费或内需导向为标志的体内循环经济体，最终目标是以政府、企业、市场与社会形成的巨大合力来构建经济强国、创新强国和世界强国。
2、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不能搞模式中性化或者价值中立化
一定的生产关系及其总和决定了该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性质。中国经济学体系第一层次即基础性逻辑层次，从抽象层次反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运动，以及在继起的更高层次上涵盖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方式；换而言之，体系的核心结构是生产力――生产关系逻辑框架，凸现“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逻辑运动，由此决定中国经济学及其中国经济模式的本质和基本性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仅仅是其在现象层次或者具体层次的折射或者映象。
西方学者的通病是往往回避一定的经济模式的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性质，往往热衷于从经验或者政策工具层面对中国模式加以梳理和总结。推崇模式中性论、推崇价值无涉、价值中立和“中级原理”，是西方学者在中国经济模式研究上的通病和方法论缺陷。库珀・雷默的“北京共识”，就是模式中性论。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不能搞模式中性化或者价值中立化，一定要凸显其基本经济制度的性质，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本质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题中必有之意亦即第一要义。我们不能犯斯密式的错误，谨防中性化的实证主义取向，不能仅仅在现象层次上兜圈子而看不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本质特征、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色彩。
3、需要在理论上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进行科学的总结和提炼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首先需要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中介范畴，尤其在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或发展形式上，进行科学的总结和理论提炼。而生产关系必须通过一系列中介范畴，即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发展方式――经济政策等，才能与现实的生产力相结合，并且适应或同应现实生产力的性质和革命品性。这里讲的“中介”范畴是逻辑演绎和体系构建的“枢纽点”。“中介”范畴就是逻辑中项，也是范畴上升或转化的条件和过渡环节。
我们要审时度势，正确选择推进生产力发展、诱致生产关系革命、变革或完善从而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平衡发展的突破口。这一点至关重要。如果说，实施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的突破口是已成为生产力发展桎梏的私有化经济制度，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的突破口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那么，现阶段的突破口是严重影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平衡发展的经济发展方式。现阶段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是中国模式升级的突破口，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所要着重表述的问题。
中国作为处于转型阶段的发展中大国，决定了中国经济学体系的特征只能是转轨型经济学，因此，作为中国经济学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是其综合化具体化反映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及其非平衡性、不成熟性、过渡性和渐进性也是其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特征。
以关于社会经济的历史运动和现实发展是社会生活各种因素的合力的思想为指导，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应该寻找推动社会经济或历史发展的各种有益的动力及其“合力”，阐述科学发展的演变规律。此外，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表述不能脱离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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